胡文辉︱陈寅恪与胡适五题

[复制链接]
发表于 2020-6-5 15:30:3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之一 恋爱是小事

吴宓和陈心一终成怨偶,说来话长,我就不说了。只说开始的时候,是陈心一托弟弟陈烈勋主动求婚,正留美的吴氏一时陷于选择困难。这个当口,吴在日记里录下了陈寅恪的几句话:

陈君寅恪云,“学德不如人,此实吾之大耻。娶妻不如人,又何耻之有?”又云:“娶妻仅生涯中之一事,小之又小者耳。轻描淡写,得便了之可也。不志于学志之大,而竞竞惟求得美妻,是谓愚谬。……”(《吴宓日记》,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二册35页)

类似的意思,胡适也有。胡适早就提出过所谓“无后”主义(《留学日记》卷六“波士顿游记”“再论无后”,卷七“近世不婚之伟人”,见《胡适日记全编》第一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后来跟女友聊天时又有讨论:

与莎菲谈,她说Love是人生唯一的事;我说Love只是人生的一件事,只是人生许多活动的一种而已。她说:“这是因为你是男子。”

其实今日许多少年人都误在轻信Love是人生唯一的事。(《胡适日记全编》,第六册第5页)


在给朋友的信中也谈到:

近来最荒谬的言论是说恋爱是人生第一大事。恋爱只是生活的一件事。同吃饭、睡觉、做学问等事比起来,恋爱是不很重要的事。人不可以不吃饭,但不一定要有恋爱。学问欲强的人,更不必要有恋爱。孔德(Conte)有恋爱适足为他一生之累;康德(Kant)终身无恋爱,于他有何损伤?(《胡适给刘公任的信》,此据耿云志编《胡适语萃》,华夏出版社1993年版,186-187页)

陈、胡之言,显然很有一致处,可谓之“恋爱小事论”。我们不难想象,当日中国社会仍惯行早婚,而留学生作为适婚者,不免有婚姻的压力,而厕身异域,也有性欲的需求。陈、胡皆学问中人,自以学业为先,自然会压抑其婚恋的欲望,但欲望既难满足,必有或多或少的焦虑。则他们发为此论,自与其处境有关,带有克服焦虑的成分在内。

而另一方面,就事论事来说,“恋爱小事论”也言之成理——我想,今人已越来越习惯晚婚甚至不婚,对此是会更容易接受的吧。

之二 佛教骗人

在现代学术史上,论治佛教史,尤其是禅宗史,胡适是最有创获者之一。但他又以佛教的激烈批评者而著称,晚年的自我总结尤为典型:

一般说来,我对印度思想的批判是很严厉的。……我自己在这方面的工作,可说是破坏性的居多。我必须承认我对佛家的宗教和哲学两方面皆没有好感。事实上我对整个的印度思想——从远古〔的《吠陀经》〕时代,一直到后来的大乘佛教,都缺少尊崇之心。我一直认为佛教在全中国“自东汉到北宋”千年的传播,对中国的国民生活是有害无益,而且为害至深且巨。……我把整个佛教东传的时代,看成中国的“印度化时代”(Indianization period)。我认为这实在是〔中国文化发展上的〕大不幸也!这也是我研究禅宗佛教的基本立场。我个人虽然对了解禅宗,也曾做过若干贡献,但对我一直所坚持的立场却不稍动摇:那就是禅宗佛教里百分之九十,甚或百分之九十五,都是一团胡说、伪造、诈骗、矫饰和装腔作势。我这些话是说得很重了,但是这却是我的老实话。(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第十二章)

恐怕再无别人说得比他更凶猛了。

据胡适日记,他跟汤用彤也说过否定佛教的俏皮话:

到北大,与汤锡予先生畅谈。……他又说:颇有一个私见,就是不愿意说什么好东西都是从外国来的。我也笑对他说:我也有一个私见,就是说什么坏东西都是从印度来的!我们都大笑。(《胡适日记全编》,第六册642页)

汤用彤大约本来是跟西化派的胡适开点玩笑,而胡也针锋相对,顺势回敬了专攻佛教史的汤用彤一句——玩笑归玩笑,但也透露出他们各自的文化观。

陈寅恪对佛教也下过大功夫,在思想文化立场上,他早年对佛教入华更有积极的评价:

佛教性理之学Metaphysics,独有深造,足救中国之缺失,而为常人所欢迎。……自得佛教之裨助,而中国之学问,立时增长元气,别开生面。故宋、元之学问、文艺均大盛,而以朱子集其大成。(《吴宓日记》,第二册102-103页)

这种思想史的评估,跟胡适正成镜像。

可是,陈氏对佛教也有大异其趣之见。据其侄陈封雄回忆:

一次他将积蓄的2000元买了一套日本印的《大藏经》,大约有二三百巨册。可见他对佛经研究兴趣之深。但他又绝对不信佛。我祖父(按:陈三立)逝世的时候,他坚决不同意请僧道唪经,这和我的其他几位叔父意见相左。他说:“佛经讲的东西都是骗人的,我都读过,并且能像和尚一样地背诵。不要搞这套迷信蠢事。”(《卌载都成断肠史》,《追忆陈寅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这是多年后的回忆,未必准确,但应不至于无中生有的。这么看来,在思想立场上,陈氏虽肯定佛教的意义,但在信仰立场上,陈氏并不特别同情佛教。陈氏的“佛经骗人论”,跟胡适的“反印度论”倒是殊途同归了。

之三 新式标点问题


胡适1929年曾写信给陈寅恪,讨论陈寄去的论文《大乘义章书后》,顺便提了个意见:

鄙意吾兄作述学考据之文,印刷时不可不加标点符号;书名、人名、引书起讫、删节之处,若加标点符号,可省读者精力不少,又可免读者误会误解之危险。此非我的偏见,实治学经济之一法,甚望采纳。(《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下册761-762页;原件见王明珂主编《史语所旧档文书选辑》,[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8年版,116-117页)

后来胡适又在日记里私下吐槽:

读陈寅恪先生的论文若干篇,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但他的文章实在写的不高明,标点尤赖,不足为法。(《胡适日记全编》,第六册第657页)

胡适规劝陈氏采纳新式标点,非一时之见。事实上,他对标点问题向来最重视,且对现代中国的著述规范也有最大的影响。早在留学时代,他即写过一篇长文《论句读及文字符号》;奠定其学术地位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据说就是最早使用新式标点的著作;他联名多人提出《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并获得北洋政府通过。这些都属于常识了。

此外,还见到两条小材料。徐凌霄1931年偕其弟访问胡适,随后记事有云:

中国哲学史为中外瞩目之巨著,然工程浩大,及今尚止于汉武之世。因出示其第五卷,为《淮南王书》手写稿,字字认真,行列高下,标点大小,皆罗罗清楚,不假手抄胥,而自无凌乱模糊之病。自云系照西文例随写随点,久之成习惯,故不觉吃力。……吾曰,博士真排字人之良友哉。……西式标点本与横行联体之字母相联带,用之于上下行之中国字句本不合式。适之云,昔年与其友陈君煞费苦心,亦尝思创作一种中式标点。(colon之两点改竖为横,即其一例。)因感觉种种不易,只可径用西式,盖为利于通行起见也。(《访胡记》,《凌霄汉阁谈荟》,中华书局2018年版)

晚年的时候,胡又跟其秘书胡颂平提起过一桩旧事:

先生拿着孟森(心史)的[清代史]给胡颂平,说:“这书里有许多有趣的东西,你拿去看看。心史先生是老辈,他的文章的行款、标点,都是我给他整理的。原来的稿子完全是旧式的格式,不好看,印出来也不好看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年版,160页)

可知他始终重视借新式标点改进学术规范,对徐凌霄所示,对孟森所行,与其对陈寅恪所言是一以贯之的。

可惜,陈寅恪似未接受胡的意见。观其论著格式,最基本的标点虽不能不用,“引书起讫、删节之处”则采取另起段并退格的处理方式(不用省略号),但“书名、人名”仍无标识,终不免“标点尤懒”之讥。近期因译林出版社刊行简体横排版《陈寅恪合集》,颇引起争议,论者多举出陈氏1965年致出版社的信为据。陈在信里有一句:“标点符号请照原稿。”可见在使用标点方面,他还颇有文化自信呢。


我以为,陈氏使用标点确不合乎今日规范,但木已成舟,再改反而多事,不如尽量保持原状即可,只是书名号实在应该加上——若能照民国习惯,凡人名地名皆加上专名线,那就更好了。我还希望,一般整理古籍,也能恢复专名线的处理方式。

之四 穿衣风度

胡适对陈寅恪,还有一句不经意的吐槽。他1961年跟胡颂平谈起杨杏佛:

杏佛的背影很漂亮,人聪明,非常的聪明,诗词都做通了,在我辈中算是一位好手。听说他有一个儿子,衣服穿得臃肿像陈寅恪,是一个白痴,不知后来怎么了。(《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增补版]第十一册,[台]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版,337页)

谈的是杨杏佛的白痴儿子,却让陈寅恪躺着中枪了。

有意思的是,约略同一时期,陈寅恪正在做“颂红妆”的工作,也注意到了一个“衣服穿得臃肿”的问题。据顾苓《河东君传》载,柳如是“为人短小,结束俏利”;白牛道者补题顾苓的传记,又谓柳氏“冬月御单袷衣,双颊作朝霞色,即之,体温然”。陈氏据此遂指柳如是体格耐寒,并进而有个大胆猜想:

……盖河东君为人短小,若衣著太多,则嫌臃肿,不得成俏利之状。既衣著单薄,则体热自易放散,遂使旁人有“即之温然”之异感。此耐寒习惯,亦非坚忍性特强之人不易办。或者河东君当时已如中国旧日之乞丐,欧洲维也纳之妇女,略服砒剂,既可御寒,复可令面颊红润。斯乃极谬妄之假说,姑记于此,以俟当世医药考古学人之善美容者教正。兹有一事可论者,吾国旧时妇女化妆美容之术,似分外用内服两种。属于外用者,如脂粉及香熏之类,不必多举,属于内服者,如河东君有服砒之可能及薛宝钗服冷香丸,即是其例。(《柳如是别传》,三联书店2001年版,中册第572页)

陈寅恪猜测,柳如是为了避免“衣服穿得臃肿”,冬天可能服用砒霜御寒,也就是要风度不要温度了。那么照胡适的话来看,陈氏自己,则是要温度不要风度的。

不过,胡适的话只是个人印象,未必就作得准。钱穆在回忆陈寅恪时也谈起他的衣着,印象倒是颇为正面:

余又因锡予获交于陈寅恪。锡予寅恪乃出国留学前清华同学。寅恪进城来锡予家,常在余所居前院书斋中聚谈。……余本穿长袍,寅恪亦常穿长袍。冬季加披一棉袍或皮袍,或一马褂,或一长背心,不穿西式外套,余亦效之。(《师友杂忆》之十,三联书店1998年版,180页)

可见陈寅恪倒成了钱氏穿衣的样板呢。也许,在更洋派的胡适看来不够漂亮的,在完全土鳖派的钱穆看来已够潇洒了。

之五 藏书与遗嘱

陈寅恪、胡适都不以藏书名,但两人都在现代最顶尖的学人之列车,藏书当然都不少。而对其藏书,他们都留有遗嘱;更重要的是,遗嘱的背后,都透露出时代的风暴,都笼罩着政治的阴影。

胡适1957年用英文立下遗嘱,至1962年逝世后,由钱思亮翻译,揭载于当时台湾的《联合报》。有关藏书的是第二、第六两条,第六条是:

家中一切文稿、论文和存书,全部捐赠台湾大学。

这没什么特别的。特别的是第二条:

离开北平时,有一百零二箱书留在北京大学,希望……把那些书全部捐给北大。(《遗嘱》,见《胡适之先生纪念集》,台湾学生书局1973年版;又见《胡适博士纪念集刊》,[港]独立论坛社1962年版。另参《遗嘱及遗产》,《胡适博士哀荣集》,[台]则中出版社1962年版。按:此参曹伯言、季维龙《胡适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版]提供的线索。)

胡适藏书的大部分后来倒是真的移交北大图书馆了——但显然并非出于执行他的遗愿。

至于陈寅恪这方面,死而不得其时,并未正式立下遗嘱。但在1969年5月陈氏八十寿辰时,次女陈小彭回家探望,他有过一点表示。据蒋天枢记录:

曾告小彭我将来死后,一本书也不送给中大。及先生逝世后,形势所逼,师母让学校将书全部拿去,即先生借我的抄本《有学外集》十二册,亦被拿走。我曾数次函索均云查无。(《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184页)

这一表态,离他去世仅五个月,可视为口头遗嘱。

只是此事尚有异闻。胡守为另有说法:

临终前,陈寅恪嘱咐把他在广州的藏书全数赠送给中山大学图书馆。(《陈寅恪传略》,《文史哲学者治学谈》,岳麓书社1984年版)

此与蒋天枢之说正相对峙。孰是孰非?抑或两说皆有根据?这就有点历史罗生门的意思了。我想,照今日所知,陈氏不愿赠送藏书给中大,是更符合其真实心理的;但即便如此,到头来陈家势难坚持他的这一遗愿,还是只好将书留在中大——那么在校方看来,这就算是陈氏遗愿了吧。

历史问题不必纠缠,只论现状好了。归入北大图书馆的胡适旧藏,经历了从开架借阅到文库特藏的反复,现已汇同台湾胡适纪念馆旧藏,一并编目为《胡适藏书目录》四大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与胡适相比,陈寅恪早年的藏书或散佚或售卖,留存于中大图书馆的并不太多,但至今未有正式的整理。这就有待于来者了。
回复

使用道具 举报

使用高级回帖 (可批量传图、插入视频等)快速回复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立即注册

本版积分规则   Ctrl + Enter 快速发布  

发帖时请遵守我国法律,网站会将有关你发帖内容、时间以及发帖IP地址等记录保留,只要接到合法请求,即会将信息提供给有关政府机构。
快速回复 返回顶部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