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子旸:我们那可怜的八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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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5-4 13:22:5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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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十年为一个年代,20世纪80年代,也就是1980年代,应该算是最近一百多年来中国最可怜、最悲催的年代。

我这么说,很多人的第一反应肯定是,你胡说八道嘛。比八十年代差的年代多得是啊。晚清被列强欺凌,民国军阀混战,抗战艰苦卓绝,改革开放以前的贫穷落后,这都比八十年代差多了。怎么能说八十年代最可怜呢。

确实,在很多指标上,八十年代都比此前的各个年代高,所以,我没有说“最落后的八十年代”或者“最贫穷的八十年代”,而是说“最可怜的八十年代”。可怜,只是不是物质层面,指的是人们的信念和心态。

近代中西碰撞以来,中国屡受挫折,诸事不顺,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国土沦丧,人民流亡,国家险些灭亡。比起那些年代,1980年代当然要强上很多倍,但这是从实力角度来看,从心态角度来看,可就是另一码事了。



旧中国固然积贫积弱,但往日天朝上国的遗风还在,对中国的历史传统和国家地位,人们虽然已经有了疑惑和动摇,但还有相当的自信。毕竟,中国并没有像印度那样被人彻底征服,中国在国际上仍然位于大国之列。抗战的胜利,进一步提升了中国的国家地位。

从外国这方面来看。工业革命以后,西方国家加速发展,赶上和超越了中国、印度等大国。在生产能力和财富总量上,西方国家取得了全面优势。但是,他们还只是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远远谈不上全民富裕。想想狄更斯的那些小说。事实上,直到20世纪前半期,西方国家中仍然有大量的贫民阶层。

相比之下,中国虽然贫弱,但破船还有三千钉。国内的富裕人群为数不少,比如地主、商人、政客等等。和西方国家的平民相比,这些中国人可是有钱人,他们甚至可以去外国摆摆阔。

一战中,西欧国家劳动力紧缺,从中国引入了二十多万华工,在兵工厂里帮着干活,在前线帮着挖战壕什么的。这些华工,在中国是地地道道的平民老百姓,但其中一些居然能在法国当地人中娶妻生子。可见,从经济地位上来看,当时的法国社会底层和中国社会底层差距并不大——都是劳动人民啊,至少不是高不可攀。

方鸿渐家这样的小财主,也能负担得起子弟在欧洲留学的费用。实际上,当时,如果每个月能拿出百八十块的银元,在欧洲都能包个二奶。对欧洲那些贫苦人家的姑娘来说,能找个中国财主包养,也算是个出路。

每月掏出百八十块银元,对中国普通平民来说,不可能。某大学图书馆管理员月薪不是只有几块大洋么。但在旧中国,能掏出这笔钱的人,也不算特别稀罕。

在这种社会现实面前,中国固然在整体国家实力上远不如列强,但作为个体的中国人,却并不会自信全无,不会对洋人和外国五体投体、彻底拜服。中国的精英人群,至少在个人财富上,可以平视甚至俯视一般的外国人。

所以,在那些年代中,中国虽然比后来的八十年代贫弱得多,但在人的心态上,却仍然可以保持相当的平和和稳定。大家认为,虽然中国在很多方面不如外国,但并不至于所有方面都不如,更不是无论遇到哪个外国人都要自愧不如。和很多外国平民、破落户相比,中国的精英更有钱、更有文化、更有教养、社会地位也更高。既然如此,怎么会有理由彻底自卑呢。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二战结束。



新中国建立以后,虽然物质层面还是很贫穷,但整个国家的“气场”大变。国家独立自主,人民得到解放。全国上下洋溢着兴奋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这个年代,不但不可怜,而且很积极,很昂扬。

随后的1960、1970年代,中国人过上了苦日子,国家也对外封闭。这种情况,在当时和随后,引发了很多“伤痕”类的倾诉。不过,后来的高速发展表明,这些苦日子并不是白费的,与其说是弯路,不如说是起跳之前的下蹲。

当然,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这里就不展开说了。重点在于,这二三十年中,中国人生活水平确实很低——属于世界上最低之列,但国家封闭,反而造成大家对世界其他国家的情况知之甚少。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所以,从物质角度看,这二三十年的日子很苦,但从心态的角度看,也谈不上可怜。你可以说国家封闭让大家被蒙在鼓里,但不管怎样,大家的心态并没有失衡。不少人还相信“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就是在这期间,也就是二战后,西方国家进入了又一次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个时期经济发展最大结果就是,西方国家实现了全民富裕。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现象。此前的历史中也有强大、繁荣的帝国或者王朝,但普通人、社会底层的人,始终都挣扎在生存线上下。

经过二战后到七十年代这段黄金时期,西方国家不但整体国家实力继续保持遥遥领先,而且他们国家中的普通人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比其他国家的普通人明显强出很多。西方的贩夫走卒、体力劳动者,都拥有了发展中国家人们羡慕不已的高收入。

于是,一方面,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国家进入了艰苦的调整期,富裕人群几乎消失了。不但普通人的生活水平远远不如西方发达国家的普通人,就连中国社会的精英阶层,甚至都不如发达国家的普通人了。中国的高级干部、文化精英、大厂领导,挣的钱还不如人家饭馆里刷盘子的多。

这种情况在1970年代末启动改革开放、国门打开之后,逐渐广为人知。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人进入了八十年代。

1970年代末,为了准备改革开放,中国组织国内高级干部轮番到西方国家考察。一位副总理去的是英国,其中一个安排是访问某失业工人家庭。按照过去的印象,副总理以为此去是要“访贫问苦”,看望被剥削、被压迫、生活悲惨的无产阶级。

到了失业工人家庭一看,二层小楼住着,门口停着小汽车,家里各种家用电器、家具用品一应俱全。副总理一看,大感意外。这哪是失业工人啊,他家的生活水平,比我这副总理还高啊。

副总理尚且如此,一般中国人突然见到西方国家的繁荣景象,会经受怎样的心理冲击,就可想而知了。



从现在的角度看,八十年代出国去西方国家的人,其实挺可怜的。面对发达国家的繁荣和富裕,他们遭遇到的心理冲击之强和由此形成的心理落差之大,简直超出了个人的承受能力。

实际上,现在的人可能难以想象,不仅是西方发达国家,对八十年代的中国人来说,任何外国,包括泰国、巴西、匈牙利这个级别的国家,都让人羡慕不已、向往不已。用一位当时出国,后来定居巴西的华侨的话来说就是:只要是出国,去哪儿都行,去哪儿都求之不得。

今天的人去港台,看到的是种种落后,而八十年代的中国人去港台,全是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今天看来简单粗糙的霓虹灯、街上烦人的车流,却能让那时的大陆“表叔”陷入怀疑人生和彻底的叹服。

对比一下,一战中的华工,能在西欧娶妻生子。旧中国的小财主能让子弟去欧美国家留学,还能包个二奶。而在八十年代,中国有哪个家庭能负担得起子女去发达国家留学的费用呢?留学只能靠公派或者奖学金。至于娶个洋人当老婆,那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这就是八十年代的中国人遭遇到的空前绝后的强烈心理刺激。正是因此,我才说“我们那可怜的八十年代”。

对八十年代的中国人来说,不顾一切地进入发达国家,留下来,干什么都行,这才是最佳方案。好几位当时中国最红的一线演艺明星,宁可放弃所有的事业,去外国当个普通人,也要一去不回头地出国。这在今天简直完全无法想象。体育队出国打比赛,带队领导要重点防范运动员借机玩消失,就此叛逃出国。新一代人可能都不知道这曾经是个多么棘手的难题。

正是在如此强烈的刺激之下,八十年代中,不少人彻底丧失了对国家的信心。面对发达国家那种难以想象的繁荣和富裕,他们的精神彻底崩溃了。这种国民精神和自信的大面积崩溃,是中国此前从未有过的。

一方面,八十年代,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社会很多方面欣欣向荣,有了新气象,但另一方面,当时社会中弥漫的失败感、挫折感、无力感和面对发达国家时的强烈的自卑感、绝望感,是后人难以想象的。

对这种社会情绪,知识阶层当然更加敏感。当时有一部电影《人到中年》,表现的就是当时知识分子窘迫难堪、贫病交加的生活。在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压力下,中国相当一批知识人感到深深的不满、绝望和忿怒。他们开始越来越强烈地抨击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制度。

这种抨击渐渐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入,大有“瓜蔓抄”之势。中国的所有方面,包括人种、地理、语言这些先天的条件,都被质疑和否定。这方面的登峰造极之作就是纪录片《河殇》。

《河殇》这部纪录片其实并非全无可取之处,其中包含的焦虑和失望可以理解,也能在其中发现奋发向上、急起直追的强烈愿望,但从根本上来说,这是一部负面影响远远大于正面影响的作品。在八十年代正处于人生观形成阶段的年轻人,很多深受此片影响,从此扭曲了对国家和历史的认识,有的至今难以自拔。

因此,我把到今天仍然不能摆脱八十年代这种负面影响的人,称为“河殇一代”。在强烈的、洗脑级别的心理冲击之下,这些人可悲地丧失了观察和理解现实的能力。他们的精神被冻结在了八十年代,永远无法走出。

在今天的中国舆论场中,时常能遇到“河殇一代”。他们的观念,不管表面上多么激烈、好斗,包含多少新名词新概念,都带有强烈的古董感和腐臭味,和现实格格不入。实际上,你会觉得不可思议,他们是如何能做到这样罔顾现实自说自话的


从心态的角度看,八十年代的心态的角度看,远远不如此前的各个年代。那么,和以后的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纪相比呢?

那就更加远远不如了!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的经济发展走上了正轨。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尤其是加入世贸以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加速,一日千里地迅速成长。到今天,中国恢复世界头号大国、强国只是时间和统计口径问题。实际上,虽然我们国内保持低调,但中国超级大国的形象和地位在全世界已经越来越深入人心。

在这种时代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人,天生就带有自信和平和的心态。他们甚至都理解八十年代中国人在精神和物质层面感受到的强烈刺激。你苦口婆心给人讲也是白费,新一代人根本听不懂。你别白费力了。你说多了,就成唠唠叨叨惹人烦的老东西了。

总之,在种种阴错阳差和历史的风云际会之下,1980年代成了既不如此前,更不如其后,在观念和心态上最可怜、最悲催的一个年代。在那个年代中,中国人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和近乎绝望的挫败感。1980年代末的政治风波就是这种被压抑心理的大爆发。

从这个角度来看,八十年代不但是最可怜的年代,也是最脆弱、最危险的年代。从社会心态的意义上来说,正如国歌中唱的那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全面丧失自信,深度否定自我,彻底迷信外国,这就是国家在精神上的彻底投降和沦丧。这甚至比国土沦丧更加可怕。

很多国家正是因为没有挺过这一关,直接造成了国家的衰亡乃至解体。

在苏联解体之前的若干年中,苏联知识分子流行一种“厨房谈话”。据说,克格勃在每个苏联知识分子家里都安装了窃听器,监听这些人的言论。

为了避免被窃听,知识分子的聚会,就在各家的厨房而不是客厅里,必要的时候,打开水龙头放出哗哗流水声,干扰神秘的窃听器。在这些“厨房谈话”中,苏联知识分子们谈天论地、说古论今,哲学、文艺、政治、制度,大家畅所欲言。

说是畅所欲言,但一帮既无经济建设经验,也无实际管理能力的文人,除了空泛地抨击社会制度,从多角度论证苏联不如西方,这也不如那也不如,还能说什么呢?大家越说越压抑,越说越感到苏联现实的黑暗和不可忍耐,越说越深信苏联的未来就是全面西化。

这种“厨房谈话”,在无数苏联知识分子的家庭中进行了无数次。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苏联国家的信念基础被侵蚀殆尽,荡然无存。以至于当苏联轰然解体时,几乎没有人站出来捍卫这个国家和社会。大家期盼的,都是“厨房谈话”中反复想象过、设计过、憧憬过的欧式幸福生活。

1980年代,苏联的资源和实力,远在中国之上。但同样面对信念和心态危机,和中国相比,苏联的表现却孱弱太多。事实上,中国的表现,也堪称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多次和危险、灾难擦肩而过。事后回顾这段历史,禁不住要擦一把冷汗。

我们中国的幸运,或者说坚韧之处就在于,在信念和心态的低谷中,固然有大量精神上彻底投降的文人,但更多的是那些动手去解决具体问题的实干家。

当苏联知识分子在厨房中高谈阔论康德和黑格尔、争论列宁和斯大林的对错、慨叹古拉格和集体农庄时,在中国大地上的无数小作坊、小工厂、乡镇企业中,人们正在盘算市场需要什么,到哪里去购买原料聘请工程师,怎样才能在政策范围内把生意做成……一个繁荣发达的社会,正在悄悄而坚实地稳步成长。

如果把时针静止在八十年代的某一时刻,取出一个“时间切片”,对比同时发生的苏联知识分子的“厨房谈话”,和中国那些实干家的斤斤计较、鸡毛换糖,大家都会深信是苏联而不是中国,会有一个光明美好的未来。

后来的现实却告诉世人,信念问题、心态问题,恰恰不能靠信念和心态本身,靠空谈和辩论来解决。唯一的解决之道是动手去做事,通过一个个具体环节、在坚持不懈、琐碎平凡的努力和建设中复兴国家,重建信念,恢复心态。

凡有讽刺意味的是,对于八十年代,有人却有着完全相反的感受。认为那个年代才是中国黄金年代的,大有人在。这些人就是前面所说的“河殇一代”。在他们看来,中国人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自我否定,精神上全面投降和沦丧,才是他们向往的“启蒙”和“进步”状态。而后来中国人自信心的逐渐恢复,在他们看来,反而是堕落和狂妄。时过多年,他们仍然会深情地怀念那个中国人心态最压抑、最可怜的八十年代。

或许,在那个国民心态的最低谷,他们才能感到自己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在渲染挫败、鼓吹精神投降上,他们确实技高一筹。

今天回望“我们那可怜的八十年代”,其实不必讳言和回避那个“至暗时刻”。事实上,在取得辉煌的成就以后,回望走过的道路,那些坎坷崎岖,虽然当时让人备感痛苦和折磨,但却都有了特殊的意义。度过“至暗时刻”,把可怜转为自豪的伟大历程,将成为巨大的思想和精神资源,长久地鼓舞和激励一代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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