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日记出海,西方知识与权力的一次“合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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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4-10 16:31:4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来源:金微观察
方方日记出海,英文版出版,这是一件大事。

这一天是4月8日,武汉解封、武汉市民外出逛街,方方的 《武汉日记》由美国哈珀柯林斯出版社出版,上架美国亚马逊预售。

从3月收笔到4月预售,6月电子版,8月实体版上线,如果加上翻译,堪比武汉解封速度。

我很少谈及方方日记,因为方方日记造成了中国人群的大分裂,任何观点都只会增加这种分裂。但是鉴于方方日记影响到了国际,有必要说说西方话语体系下的知识权力构建问题。

01  日记的日德版

目前,这本书已经有公开要出版的包括英文版、德文版,内容大体上就是那些公布的日记,看过的人早就看过了,英文版当然是给西方人看的。

这本英文版的绿色封面书上,副标题写着“来自疫情中心源头的报道”,书中介绍:社会不公、腐败、滥用职权、系统性政治问题阻碍了对传染病的反应。

“original”,指向了源头。在科学界、世界各国为新冠源头争论不休、世卫组织要求杜绝源头地名化之际,好了,方方日记直接给定论了疫情源头了,中国是这次全球疫情的始作俑者了,给人的印象是:中国应对疫情失误有说法了。

而德文版的简介这么写到:武汉日记是一个独特的证据,证明了这场在短时间内蔓延到全世界各地的灾难起源,一个背信弃义的恐吓和掩盖制度,以及普通人对一个看似无所不能的政党的坚决抵抗。

综合目前英文、德文版的意思就是:“政治问题、体制性问题造成了这次的全球性灾难。”这样,不仅坐实了病毒中国起源说,且与政治体制挂钩,给了西方索赔借口。

西方媒体最擅长的就是这套话语体系,由个体上升到体制、甚至国家、民族等,进行脸谱化,标签化,政治化,带节奏带飞起来。

有评论担忧地写到:“当一撮国际反华联军忙着谋划如何给中国强栽上一笔新“庚子赔款”,却还缺点火药的时候,有人给他们送去了炮弹。”

02  方方日记时间线

很多人忽略的是,方方日记在时间上的变化。

疫情之初,方方日记为武汉人民发声,要求追责、官员道歉,要给死去的人一个说法,我支持转发很多,她对当地官僚处理疫情不当、对个体命运的描述,这有正面意义的。封城日记的走红有内在的逻辑,社会对官媒歌德派不顾事实没有人味宣传的一种本能反弹反抗,她持续发声、持续刷屏,她获得巨大话语权。

但是,抗疫是一个动态变化的事情,从疫情之初的恐慌、到抗疫的转折,再到抗疫的胜利,这前后大概是两个月的时间。方方日记只是其中一个片断。

当武汉封城之后,中央决策、举国抗疫,数万医务工作人员驰援武汉,遏制住了疫情、缓解了社会的恐慌和焦虑情绪,社会的心态在发生变化。

而方方日记基本上主要围绕着原来那个主题叙事,灰暗的基调、人民的惨淡、官员的追责等。到后期,因为道听途说,别人指出问题,他将质疑的人士统统扣上了极左的帽子,挑起了意识形态、社会群体之争,政治意味越来越浓了。

方方日记很少提及的是,几千几万人,十几万的白衣天使浴血奋战,打赢武汉会战,湖北各地人民十里长街送白衣天使等现实。在抗疫这件事上,疫区人民是感恩的,老百姓是深明大义的。

如果一本影响巨大的书仅凭道听途说只报灰暗的一面,忽视后续积极正义鼓舞人性的一面,让逆行者蒙上阴影,对抗疫人民也是不公。

后期,疫情发展到了全球,中国人看遍了发生在欧美国家比武汉更严重的人间悲剧,意大利、西班牙等地死亡率达到10%、纽约州确诊十几万,死亡一万多人,医院尸横遍野,那比武汉更加悲惨。

原本以为欧美国家能够躺过这场灾难,但是现在却成了疫情的主战场。这让社会重新审视西方国家的制度、政府采取的措施、民众的观念,社会的动员能力等。同时,又回过头反思中国的抗疫历程:中国的体制、中医药、传统文化观念等。这就超出原有的叙事框架了。

而新冠在全球肆虐,病毒不认国家、种族、政治,在全世界发起猛烈攻击,哪个国家抗疫做得好或者不好,一目了然。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体制下,不同人的命运,老百姓心里有杆秤。

这个时候,方方日记引发的争议,则有一个更宽广的视野:全球性的对比。其实,支持方方的依然是要追责问责、同时借着反体制的,只不过各方借着方方日记表达诉求。而反对方方的一方,则不局限于此她所框定的意识形态层面,涉及国际国内等多个层面。

03  话语体系与权力构架

随着全球疫情的扩散,反华排华,针对中国人、亚洲人的种族歧视现象愈演愈烈,一些外国首脑甚至直接喊出“中国病毒”这样污名化的词汇。中国留学生和海外华人也遭遇了各种打骂和侮辱。

联合国卫生组织多次声明病毒是全人类的敌人,避免地域的污名化。但是,依然无法阻挡西方世界将矛头对准中国。

4月1日,新冠全球确诊人数突破100万大关,到目前,确诊病例达到150万。欧美的抗疫失败,西方民粹主义、反华情绪进一步抬头,欧美国家政客精英甩锅,并鼓动着一起要求中国赔款。

这种势头蔓延到西方之外的国家。4月3日,印度律师协会(AIBA)和国际法学家委员会(ICJ)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出申请,要求就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的问题,向中国追讨20万亿美元的赔偿。

目前,印度,英国,德国,澳大利亚、美国等国家的议员、官员或组织,向中国索赔的大致要求是:
澳大利亚:想要中国割地赔款;
英国:想要中国赔偿3510亿英镑。
印度:联合国上提出索赔20亿美元。
美国 :想要没收中国的1.1万亿美债,并要求中国赔偿20万亿美元;
中国,已成为西方国家转移民众愤怒的头号标靶。
3月30日,方方曾在微博中声明,“我自己目前没有出版过任何一本与疫情相关的书。也未出版日记,特此说明。”

3月31日,方方上了美国洛杉矶时报头版头条,大标题”Uhan’s voice of truth” “武汉的真理之声”。4月8日,方方日记英文版全球上映的消息传出。

我不反对方方日记的出版,但是这本日记如此迅速的在西方世界出版,非常诡异。这个时间点的巧合在于,西方国家紧锣密鼓地向中国提出索赔,方方日记被美国的出版商加紧出版。不管有意还是无意,这本日记契合了他们的需求,他们需要这样一本书。

一位新加坡华人担心地说:西方媒体是不会放过这个题材来煽风点火的,尤其是以知名作家的身份。可以想象,方方日记欧美出版将至少给中国带来十亿的仇恨者,给上千海外华人带来影响。

一些观察家所言,这本书会作为一个素材被输入到国际反中舆论里,成为“反中产业”的一部分。它将为国际反中力量添砖加瓦,提供弹药,给在艰难获得国际尊重,寻求友好国际环境的中国落井下石。

他们的担忧并不是没有道理。我想补充的是:文化现象从来不是偶然现象,西方媒体的炒作、出版社的加急出版,总是有选择性。他们为什么不去出版一本中国抗疫成功经验的书?

一本书,一旦成了文化现象,它就拥有巨大的话语权,他像个放大器。方方日记,可以把中国的问题放大十倍百倍,把中国的成功缩小十倍百倍,或者忽略不计。通过舆论的影响力,西方对抗疫的失误,同样可以转移到中国的问题上。

文化现象背后含着各种权力,“文化权力从来是政治权力的一部分,屈从于一种文化就等于屈从于那种文化所强加给我们的权力关系。”

几千年来,西方依托自己的话语体系来构建中国和中国形象,从马克波罗时代呈现的一个乌托邦中国形象,到文艺复兴时中华帝国东方专制主义形象,专制主义形象将中国确定在对立的、被否定的、低劣的位置上,为帝国主义的扩张侵略提供了必要的意识形态,产生了国民劣根性的话语体系。这套话语体系一直影响到八十年代甚至是现在,东西方存在着“传统与现代”、“落后与先进”、“愚昧与文明”之别。

强势集团所创造的文化现象,很大程度上维护他们的利益,包含着驾驭和奴役弱势集团的精神内核。西方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不是一天两天,这背后蕴含着各种话语的陷阱。只不过,人算不如天算,这次疫情撕下了西方的制度、医疗先进等遮羞布。

方方日记,也是西方国家好不容易抓住的一颗救命稻草,既能转移矛盾,又可以要挟着索赔,不炒作更待何时。这本书会像很多流行于西方世界的畅销书籍一样,成为西方话语体系中国叙事重要部分,更像是一次知识与权力的“合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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