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朗西曼:新冠病毒并未悬置政治,霍布斯的警告仍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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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4-7 16:35:0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编者按】

近日,剑桥大学政治学教授大卫·朗西曼(David Runciman)在《卫报》发表《新冠病毒并未悬置政治,它揭示了权力的本质》(Coronavirus has not suspended politics-it has revealed the nature of power)一文。朗西曼认为,我们可以在封锁中看到政治的本质仍然如同霍布斯所描述的那样:即一些人有权告诉另一些人该做什么。疫情揭示出政治更为本质和原始的一面,任何政体的核心(包括民主政体在内)都具有不可避免的专断成分,而在民主适应能力和专制残酷之间对这种权力的争夺将重塑所有人的未来。以下译文略有删节。


2020年3月23日,英国首相鲍里斯对全国发表电视讲话。新华社 资料

人们一直说对抗新冠是一场战争。果真如此吗?给这次危机带来战争感的是正常政治讨论的明显缺失。英国首相在电视上向全国做了颇为悲观的陈述,要求减少我们的自由,反对派领导除表示支持外,其他什么也没做。如果议会现在能够正常运行,看上去也仅仅只能通过议案。大家被困在家中,他们的战斗也仅限于家庭领域。有关于“国家联合政府”的讨论。常态的政治活动已经消失。

但这并不是政治活动的暂停,而只是将我们的政治生活的表面揭开,让下面更为本质或原始的内容突显出来。在民主政治中,我们倾向于认为政治就是我们支持的不同政党之间的竞争。我们的关注点在于“谁”和“什么”:应该投票给谁,他们能给予我们什么,谁最终获益。竞选成为摆平这些争议的途径。但更重要的问题是:任何民主政治都一直围绕着“怎么办?”——政府如何运用我们赋予他们的巨大权力?当他们使用权力时我们应该如何回应?

上述问题是政治学家一直在思考的,但他们现在没有那么理论化。正如疫情显示的那样,确证了政治本质的主要事实是:需要一些人告诉其他人做什么。所有现代政治的核心都是个体自由和集体选择之间的交易。这就是哲学家霍布斯在17世纪提出的“浮士德协议”,当时英国正因真正的战争而四分五裂。

正如霍布斯所述,执行政治命令就是掌控公民的生杀大权。我们将这种权力让渡的唯一原因就是我们相信付出如此代价可以保证集体安全。但同时这也意味着我们将关乎生死的决定权交给那些最终不由我们掌控的人。

那么现在主要风险在于那些接受命令的“终端”并不按照旨意行事。到了那种境地,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国家使用强权,大家被迫服从;要么政府职能全部瘫痪。霍布斯认为这是我们最应该担心的结果。

在民主政体中,我们可以奢侈地等待下次选举,用政客犯下的错误惩罚他们。但当基本生存受到威胁时,这只能是勉强的安慰。不管怎样,这也不能算作惩罚。他们可能会失去工作,然而鲜有政客最终穷困潦倒,但我们却有可能因此失去性命。

这些选择的本质往往会被民主规则中的共识寻求所遮蔽,但还没有完全消失。政府竭尽全力用一种常识般的建议话语来包装其决定,并称仍然相信个体能做出正确判断。但就欧洲其他国家的经验来说,随着危机加重,严峻的现实变得更为清晰。看看意大利市长向民众怒吼、让他们待在家里的视频就能说明问题。“投票给我,否则另一个人就当选了”是民主政治的常规操作;“请这样做,否则……”是原始的民主政治。如果这样,看起来和其他政体毫无分别。

这次疫情还揭示了其他一些残酷事实。中央政府的确发挥着重大作用,碰巧处于哪个国家也很关键。尽管疫情蔓延是全球现象,不同的地方都有相似的状况。但疫情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个政府的决断。关于何时采取行动以及干涉范围的不同看法使得没有两个国家的疫情是一样的。最终我们会知道是非对错。但就现在而言,我们只能任凭决策者的摆布。这也是霍布斯曾经警告的:所有政体的核心都有不可避免的专断成分。这是个体政治判断的专断。

在封锁之下,民主国家显现出它们与其他政治体制的共同点:这里的政治活动最终也与权力和秩序有关。但是,我们也开始看到一些基本差异。民主国家并不是更友好、更友善和更温和的地方。他们可能在朝这个方向努力,但最终不会持久。然而,民主国家确实更难做出真正棘手的选择。先发制人——在问题变得尖锐之前解决问题的能力——从来不是民主的强项。我们等到别无选择时才去适应。这意味着民主政体总是在疫情变严重之后才开始行动,尽管有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更擅长追赶。

中国等国家同样发现,在不得不面对危机之前,很难开始行动。但是当行动不可避免时,他们可以走得更远。中国人的封锁通过严酷的先发制人成功遏制了疫情。民主国家同样具有残酷无情的能力——正如发动20世纪全面战争时那样。

但是在战争中,敌人就在面前。而这种疫情期间,病毒仅出现在日常的连串感染和死亡中。民主政治变成一种太极拳:国家不知道谁的身体是危险的。


2020年3月7日,在韩国大邱,确诊患者乘坐救护车抵达医院。 新华社 资料

一些民主国家设法更快地适应:在韩国,通过广泛追踪和对病患接触者的大面积监控来控制疫情。因为他们在处理2015年中东呼吸道综合征爆发时已拥有了这方面的经验,这也塑造了公民的集体记忆。以色列也许比很多欧洲国家做得更好,不过它长期处于战争状态,适应起来会更容易。但其他国家在疫情进行中补课就会困难重重。

近年来,全球政治有时似乎只是在专家统治的对抗形式中做抉择。西方在民主制度的约束中,由经济学家和银行家来统治。从而造成的印象是,真正的抉择变成了那些让庞大复杂的经济社会系统运行起来的技术判断。

但在过去的几周中,另一种现实浮现出来:最终的评判在于如何使用强权。这不仅仅是技术问题。专断是不可避免的。并且,而在民主适应能力和专制残酷之间对这种权力的争夺将重塑所有人的未来。我们与霍布斯在将近400年前试图逃脱的可怕暴力世界相距甚远,但我们的政治世界仍然在霍布斯所讨论的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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