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使方方日记徒有“文献价值”丨文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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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3-27 11:38:4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文度记特约评论员 龙之朱

湖北解封了,武汉也将在不远的4月8日开城,而方方日记的终篇,在这个春夜,在数不清的人的等待中,如约而至。

武汉要开城了,日记画句号了。这样的消息,让两个月来居高不下的民间公共体温骤降,相信很多人都一脸轻松。

追也好,怼也罢,方方“武汉日记”的使命已经完成。想想这都是一个奇迹,一个中文话语世界难以复制的交互传播经典案例。

有那么多凌晨一两点还不睡觉等着看日记的人,也有给“方方阿姨”写信的各种年龄的“高中生”,更有数不清的圈友因为看法不同而势若水火。

一份日记,成了测量民间公共体温的试纸。你发热吗?你怎么还不发热?你今天看方方了吗?你今天骂方方了吗?

疫情之下的封城,让很多人焦虑,也催生了很多欺瞒、恐惧、愤怒、亢奋,当然,还是会有冷静的思考。

舆论场上冷一阵儿烫一阵儿的话语温度,既表征了芸芸众生普遍的思想体温,也传递给我们些许哪怕微茫的希望。

方方日记,就因其难得的冷静、沉稳、绵密,在记录城市日常、追问共同悬疑、勾勒时代面影的同时,也在一点点补缀残缺的公共记忆,激发被同化的思考能力,降低一度高热的民间体温。

没有规划、没有愿景,甚至没有必要的文本打磨,“想到哪写到哪”“经常不小心有错漏字”……这样絮絮叨叨的文字,更接近自言自语,“纯粹的个人记忆”。然而,这份随意、散漫,多有批评的日记,恰恰引发了人们的共情。

不管是批评方方的人,还是追捧方方的人,其实都应该意识到,方方日记的存在,让思考成为可能,让讨论形成价值,让公共舆论多了一些素材和符号。

很多人指责方方的批判性,如同那位“高中生”所质问的,“在一个光明时代,作家的主要精力是多用在提振民族精气神上,还是一味地聚焦不足之处,不停地揭露和追问呢?”

这个问题当然不能抽离具体的环境。正如方方写到的,如果连发泄一下痛苦都不准,连几句牢骚和反思都不准,难道真想让大家疯掉?事实上,“揭露和追问”等批评性本身,就是在“提振民族精气神”,就是一种强大的正能量。

也有人指责方方的琐碎。困坐愁城,方方记录生活中诸多毛茸茸的细节,这既是特殊时期的认识标签,也是一种容易引发共振的集体记忆。砖缝里的一株草,枝头的一簇花,路面积水的几纹涟漪,武汉大嫂的一两句骂人的话,每每会直击你的灵魂(如果有的话)。

还有,这场疫情带给小众老作家方方的最大触动,一定是与阅读者高强度的交流。

这或许也意味着,方方日记,其实是方方与读者共同完成的作品。用接受美学的理论看,方方日记实现价值的过程,就在与各种人的互动之中。也互动中,日记完成了从个体叙述向公共表达的进阶。

是不是一定能够形成共识,很多时候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在呼吸困难的日子里,至少有一道门缝,让我们能够保持思考的能力;在普遍性体温高热的环境中,至少有一剂清醒帖,让我们冷静下来,遥吟俯畅,低回辗转,体察众生,观照世界;在公共话语的缝隙中,至少有一些民间记录,让大历史大事件大灾难的叙事更丰盈一些。

从这个意义上讲,此次疫情的各种日记,方方日记、六六日记、老俞(俞敏洪)疫情日记等,都做到了这一点。

作为一种文体,日记的历史源远流长。之前的日记,长处多在事件记录、文献留存,其价值有待长时段的发现。而在互联网语境下,则立竿见影,既是记录,更是表达,本质上是作家对现实社会的观照,是公民对公共生活、公共政策、社会治理的意见表达。

这种表达,首先是自发的、主动的,然后才诉诸更多的个体,引发广泛的共鸣或批评,最终则对公共治理提供某种路径上的借鉴。而无论是情绪上的共鸣还是现实社会的变化,无疑又会反过来成为催生嗣后日记的内容。

这实在是一种饶有意味的文化现象。

个体的记录,裹挟着民众的参与、补充、丰富,乃至再创作,成为一个时代大事件的公共记忆。就像那位采访切尔诺贝利事件的阿列克谢耶维奇那样,记录即表达,叙述即评价,这些来自疫区的字符,当然跳动着灼热的价值与力量。

“疫情过后,武汉人便会回到以前的生活轨迹。生活就是这个样子,像长江,永远奔腾,不会停歇。”方方的话真实可鉴,但正如一缕风、一点雨、一只掠过天空的小鸟,过去了,抹掉了,消失了,能说没有来过吗?

灾难如是。日记亦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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