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惩罚说真话的社会,则需要付更大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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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2-11 15:20:5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人还是应该说真话。 在这个世界上,说真话常常要付出代价。 但一个惩罚说真话的社会,则需要付更大的代价。

《立论》:如果鼓励说假话,

这个社会就会腐化

(本文节选自《许子东现代文学课》)

现代散文基本上是四个潮流,第一个方向是战斗的、批判的杂文匕首,鲁迅是最好的代表,讽刺或者骂人,非常辛辣。 这个风格在鲁迅的杂文里体现得最好,后人很少能学。

鲁迅的文章确实经久耐读,他的很多格言都是通过杂文随笔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比如他说人生一是要生存,二是要温饱,三是要发展,然后还说:“阔的聪明人种种譬如昨日死。不阔的傻子种种实在昨日死。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大抵如是。大抵!” 等,这些话当年对我的三观有很大的影响。

《立论》是很著名的一篇文章,讲一个小孩一百天,来了一个客人说他将来升官,大家很开心;第二个客人说他将来发财,大家感谢;第三个客人跑来说这个小孩将来要死的,当然被大家打了一顿。 鲁迅发了一句感慨:说真话的要被打,说谎话的得好报,怎么办呢?这话非常深刻。 古今中外,这个现象都存在着,这是一个残酷的现实。

其实,鲁迅在这里偷换概念。 因为鲁迅描述的是一个礼节问题。 小孩将来要死的科学事实是不用说的,每个人都会死。 如果碰到任何一个人都说“你会死”,是永远被人打的,虽然你说的是真理。 就好像鲁迅说花是植物的生殖器,送枝玫瑰给人时,也不会有人喜欢听“送你一个生殖器”,虽然这是真理。 鲁迅在这里偷换概念,他用礼节上的习惯来揭示出一个触目惊心的社会现象。

礼节上的话,重要的不是真实,而是真诚。 比如宁波人请客吃饭的话是:“小菜没有,白饭吃饱。 ”其实准备了一桌子菜,吃都吃不了。 这是一个习惯,客人也不会觉得被骗。 你要说我们虚伪,那日本人更虚伪,他们请吃饭怎么说?“什么也没有,请吃吧。 ”而西方人请你到家里吃饭,就会说我太太的手艺有多么好。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一套礼节,比如美国人一见面:“How are you?”中国人一见面,就问:“吃饭了没有?”日本人会问你是不是“元气”,你身体好不好?其实都只是say hello。 鲁迅在这里偷换概念,他用的是一个世俗礼节的场景,在礼节层面上不讲真理,讲真诚,不讲客观事实,讲主观态度。

当然,礼节背后可能都有集体无意识。 有人分析中国人老是讲“吃”,说明这个民族几千年的集体无意识是“民以食为天”。 这当然是开玩笑,在人类历史上,中国人解决粮食问题的能力好过大部分同时期的其他民族,所以人口多。

但有些事是要真实的,比如牵扯到专业的、道德的和政治的意见。 比如做老师、做医生、做公务员时,要打分、写病例、出报告,这就是专业意见。 不能出于私人的原因而说假话。 在这种时候,说假话是违背道德。 一个社会如果鼓励说假话,这个社会就会腐化,容易出现专制,因为没人敢说真话。 这才是鲁迅《立论》的立论,今天尤其不能忘却。

在社会上,要面对真实与利益,更多是在这两者之间选择。 在专业意见和一般礼节的中间地带—这个地带我们叫“社交”,就是人与人的关系,不管是面对面的交往,还是在Facebook、微博、微信上,都会大量出现这样的情况,而这个中间地带模棱两可,既要讲真实,又要顾人情,怎么办?

有一个观点叫“犬儒”(Cynic),虽然知道,但不说。 有点像季羡林说的“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 没办法说所有的真话,但至少可以不说假话。 还有一个意思:可以有观点,有锋芒,但说话不要太露,不要太得罪人。 这和《立论》里的那个人差不多,说不了真话,但又不想说假话,最好的方法就还是今天天气哈哈哈。

第欧根尼,犬儒学派代表人物。约翰·威廉·沃特豪斯绘,1882年(图片来源:wiki)

顺便讲相关的两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是关于体温表的寓言。 一个体温表很老实,量出主人的体温太高,主人发火,把它摔断了。 另一个体温表进化了,不仅能量体温,更能测量心情,可以根据主人的心情给出让人满意的温度。 这样一个自动调节的体温表,暂时让人舒服,但其实非常危险。 而这恰恰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上。

第二个故事是真实的。 华东师大有个教授叫许杰,是文学研究会的老作家,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可以找到他,茅盾编的《小说一集》选了他的小说《惨雾》。 许杰先生在一九五七年成了右派,后来又平反。 因为他和我父亲是同乡,所以我考研究生时去找他,问他借过书。

有一次我去他家,看到走出来一个人,大概有六七十岁,有点驼背,衣服也很破。 他从许杰先生家出来,很深地吐了一口痰,用脚踩了踩就走了。 其实那是许杰先生以前的学生。 许杰先生被打成右派时,班上学生都得表态,有些学生沉默,有些学生揭发,也有一些学生写信说他是好的,不是右派。 后来,一些写信的学生也被打成右派。 这个学生流放青海时二十岁,二十多年后“文革”结束,他才被调回江南。 可这个学生在二十多年里,已经结婚、离婚、劳改、坐牢,经历了无数的事情,变成了我当时看到的那个样子。

讲这两个故事,是希望同学们记住,人还是应该说真话。 在这个世界上,说真话常常要付出代价。但一个惩罚说真话的社会,则需要付更大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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