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足难饭饱——历史上为节粮而产生的禁酒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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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2-17 13:38:0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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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天吃饭,看地活人。






中国人常说生活要酒足饭饱,饮酒要饮陈年佳酿,品食要品野味珍馐。但是在古代以及兵荒马乱的近代,酒足饭饱没办法同时实现,历代政府为了丰裕粮仓、节省粮食而频频发布禁酒令。本文将带领各位了解过去的禁酒令是为何产生的。







01



禁酒的起源


关于酒,《淮南子》曾记载 : “ 清醠之美 , 始于耒耜 。”可见古代时期,我们中国人就将制酒与农业产粮挂钩。由于我国是农业国,所以我们很早就将粮食酿酒发挥得淋漓尽致,还诞生了与酒有关的官职——酒正
《周礼·天官下》曰:“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辨五齐之名:一曰泛齐,二曰醴齐,三曰盎齐,四曰缇齐,五曰沉齐。”
但我们可能不知道,正是在产生“酒官”的周朝,相应地也诞生了最早的禁酒令,而这禁酒令,与粮食紧密相连。

《史记·殷本纪》载 :“好酒淫乐,嬖于妇人。”这是形容商纣王的,周朝禁酒一是为了杜绝殷商的放纵之风,二是为了减少粮食浪费。
周初,由于战事连连,使得粮食消耗巨大,而酿酒需要耗费大量的粮食。当时酿酒的原料主要以黍、稷、稻、麦、菽等粮为主,连年的战乱使得劳动人口减少,产量锐减,周朝不得不推行禁酒。这一因粮禁酒的措施,日后在历朝历代都成为了“习惯法”。







02



两汉与三国:民饥战乱引禁酒


时至两汉,每逢大旱大雨时,朝廷都实行禁酒令,其目的是为了禁止粮食浪费。另一方面,汉武帝时,桑弘羊提出榷酤政策,由国家进行酿酒与售卖。这也是为了加强国家对粮食使用的控制。
《汉书·食货志》记载:“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国家希望打压商品经济,防止民众只顾酿酒从商,不顾农耕,使得国家粮食减少,进而爆发荒灾。而阅遍《后汉书》,经常会出现“饥”字,正是因为东汉末期,年年歉收,饥荒频发,导致朝廷不得不一直加强禁酒令。
那么酿酒是否真与饥荒和粮食短缺有关联呢?
以当时酿酒用粮的情况来看。三国时期的如淳注释的《汉书 · 平当传》中载: “ 稻米一斗得酒一斗为上尊 ,稷米一斗得酒一斗为中尊 , 粟米一斗得酒一斗为下尊 。” 即一份粮食只能酿出同等体积的好酒 。质量差的酒 , 则 “ 一酿用粗米二斛 , 曲一斛 , 得成酒六斛六斗 ”,即一份粮食可酿出两份的酒 。但汉代酒的度数并不高 , 普通人可饮数升而不醉 , 汉一升约合今天的半市斤 , 如果一次饮酒数升 , 则等于喝掉数斤粮食。倘若这些酿酒用的粮食节约出来,确实能救济许多灾民,这也是汉朝每逢灾年必禁酒的原因。
三国时,曾因禁酒而闹出过“黄色笑话”,《三国志·简雍传》载:“时天旱禁酒,酿者有刑。吏于人家索得酿具,论者欲令与作酒者同罚。雍与先主游观,见一男女行道,谓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缚?’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对曰:“彼有其具,与欲酿者同。’”
同样的,曹操也因年饥兵兴,粮食短缺而禁酒,但他此举引发了争论,孔融上疏讽刺道:“夫天有酒旗之星,地列酒泉之郡,人有旨酒之德。故尧不先千锺无以成其圣;且桀、纣以色亡国,今令不禁婚姻也。”最后,曹操为了贯彻禁酒令,暗示御史大夫将孔融罢免。

由此可见,两汉与三国,多因战乱民饥而不让民众酿酒。







03



唐宋:依时而定,转酒为税


两汉三国久经战乱,不得不禁酒,而唐宋则不同,唐宋时是为了国家恢复生产,休养生息,而开始有规律的禁酒。
唐朝立国之初就推行了禁酒政策 ,《新唐书》记载:“以谷贵禁关内屠酤。”这一句话记述的是唐高祖武德二年的禁酒令。这时的唐朝刚刚建立,百废待兴,粮价高涨,唐高祖不得不下此禁令。
除此之外,唐朝时,中国已经出现蒸馏酒,酒精度数不断升高,这使得酿酒需要更多的粮食。
由于酿酒会导致粮食减少,所以唐朝从高祖到太宗,都一直维持着禁酒令,而这一局面,直到安史之乱后才被打破。
《通典》载:“大唐广德二年十二月敕,天下州各量定酤酒户,随月纳税。除此外,不问官私,一切禁断。大历六年二月,量定三等,逐月税钱,并充布绢进奉。建中三年制,禁人酤酒,官司置店自酤,收利以助军费。”
安史之乱后,国家财政崩溃,无处收税,但朝廷发现酒税有利可图,可以成为财政来源,于是便由全面禁酒,改成允许官方酿酒,收取费用,补贴军队。

酒罐   

与唐朝相比,宋朝时的禁酒更多的是为了牟利。宋朝由于酿酒技术进一步发展,制酒业发展迅速,朝廷把它作为一大财源。但奇怪的是,宋朝仍然禁酒。
当然,此时的禁酒,与唐朝初因粮而禁不同,宋朝时禁酒是禁止购买民间所酿之酒,因为民间酿制的酒销量高,则会导致官酿的酒销路被断。所以宋朝为了保护这个能养兵供政的产业,开始大肆禁止民间酿酒。同时,也加大了官营酒业的生产。
虽然宋朝加大了官营酿酒力度,但朝廷在获得酒利时也担心酿酒会导致粮食浪费与短缺。“诸州官酿 , 所费谷麦 , 准常籴以给 , 不得用仓储 。”用于备荒养兵的仓粮一般是不会拿来酿酒的。







04



塞北三朝与元朝:知牧不识粟,禁酒为存粮


辽兴宗时曾下诏说: “朕早岁习稼穑,力办者广务耕耘,罕闻输纳,家贫者全亏种植,多至流亡,宜通检括,普为均平,禁诸职官不得擅造酒糜谷。”同样的,日后金朝统治者也是三令五申不准私自酿酒,因为他们担心酿酒会引起粮食短缺。

这其实是因为北方粮食生长周期长于南方,农业收成也远不如南方,且游牧渔猎民族不通农耕,故塞北三朝统治者通常选择禁酿酒。但他们和唐朝一样,会在粮食丰收时节,允许官方酿酒,以便收取酒利。
待元朝一统江山时,统治者发现自己的农业经济远远不及宋朝发达,没法提升生产力,那就只能减少材料使用了,于是在粮食危机频频发生的元朝,时常有禁酒令。
当时翰林院的耶律铸 、姚枢、王磐 、窦等曾上书说 : “足食之道,惟在节用,糜谷之多,无逾醒酸曲案⋯⋯ 宜一切禁之。” 元世祖忽必烈接受了这个建议,颁布禁酒令。


忽必烈
不止是忽必烈,每一位元朝皇帝都颁布过禁酒令,元史中经常会出现“禁酿”和“岁饥”两个词,所以禁酒令一直贯穿元朝历史。







05



明朝禁酒:从源头禁酒


明朝建立之初,就推行禁酒。据《续文献通考》载:“洪武初,以民间多造酒,费米麦,故行禁酒令。令禁农民种糯米,以塞造酒之源,令五谷丰积,以平其价。养民乐生,此其禁酒之方针也,此种精神明代永保持之。”可以看出来,明初禁酒是由于造酒浪费粮食,而其禁酒的方法则十分奇特,是直接禁种糯米,从原料开始禁止,使得农民只能多种其它谷物 , 间接地充实了粮仓。
但是,随着明朝制度僵化,外加对地方控制力的下降,到后来,禁酒令越来越被忽视,民间私酿愈发频繁,仅淮安一府岁耗于酒曲之麦就达百万石之多。







06



清朝禁酒:一波三折,由严到松
清朝的禁酒始于康熙二十四年五月,康熙发现民间大肆酿酒而导致粮食浪费,为此,康熙提出“酒乃无益之物”,每逢歉收时节就重申这一观点。
起初,康熙对奉天下达禁酒令,严禁烧锅。康熙三十年和三十二年又再次发布禁令 ,禁止直隶一省及顺、永、保、河四府之地烧锅。但是这也波及了许多无灾之地,有些粮食富余的地方由于这项禁令,也使得本地烧锅行为被禁。


康熙
雍正继承了康熙的政策,而且愈加严厉,原本能烧锅酿酒的地方,也全部被禁止,而且有意向全国推广。但雍正不敢使用过于激进的手段,他打算循序渐进。
他强调的是“若禁止不致累民,则禁止为便”,因为他也担心对地方酿酒过于压制,会导致贪官污吏趁机获利,所以雍正相较于康熙,更加注重实际,而不只是口号。
乾隆登基后,也像他的父亲一样,大力推行禁酒令,但他没有父亲那样的深谋远虑,他推行的禁酒令过于理想主义,而且一刀切。
​乾隆皇帝于乾隆元年下令,禁止北方五省民间酿酒,他认为与其在饥荒时禁,不如禁于未饥之前,存粮于仓。如果禁酒 ,北方五省一年可多千万余石米谷, 这样看来禁酒有利无弊 。因此乾隆认为北方五省应该永远禁止酿酒。
但是,在禁酒令颁布后的第十天,刑部尚书孙嘉淦立刻上疏反对,他认为在丰收之年应该解除禁酒令,允许百姓酿酒售卖,在歉收之年严禁,而不是一味地“永禁”。
针对孙嘉淦的观点,王大臣又提出反对,认为应该要禁酿以裕粮。
同时,各地督抚也上疏表示不应该严禁,应该要有变通,他们认为在丰收之年就应该开放烧锅,而王大臣眼见禁酒不成,打算改成禁曲,从源头打击,在长达半年的争论后,乾隆下达指令,不仅要禁酒,还要禁制酒曲。
根据一些专家的论文,可以看出,乾隆二年十月至咸丰三年六月,是清朝禁酒禁曲最全面、最严格的时期。在乾隆二年开始,各地已经陆续开始禁酒禁曲,无论此年是丰是歉。
以河南为例,当地是全国较大的踩曲之地,而当地巡抚尹会一是较早提倡禁曲的,所以河南当地的制曲业遭到了很大的打击。除此之外,诸如烟草等经济作物也莫名其妙受到波及,不准种植。
而且,为了加大打击力度,还提出连坐制,凡是有包庇和私运烧酒的,从保长到车户等运送者,一并处罚。
不仅仅是河南开始严打,两江也是踩曲仅次于河南的地区 ,执行程度也逐步变严。江苏巡抚杨永斌下令将制酒工具一并拆毁。由于禁酒从北方五省扩大到全国,导致汾酒的制造也受到影响。
在禁酒令严行期间,孙嘉淦再次上疏,请求废除禁酒令,但这次各地巡抚一反常态,他们表示拥护禁酒令,而且认为要严禁踩曲盈利,但可以普通家庭自用自踩。乾隆这次对孙嘉淦也进行了贬斥。
在统一完意见后,乾隆再次要求厉行禁酒,而且要求各地必须把禁酒所节约的粮食收集起来,上交国库。
时间到了咸丰三年,此时的户部上疏表示应该解禁,这时国家也已经不再着眼于粮食储备,而是更需要大量的资金来镇压各地暴乱,酒税则是一大来源,在清政府眼中,解禁酿酒不是为利民,而是为了利朝廷。
自此,持续了160多年的禁酒禁曲终于因财政危机而废除。日后虽然还有人再提禁酒,但也只持续较短的时间,按照专家们的研究来看,差不多每十年一次。这前前后后,禁酒令改来改去,可谓一波三折。







07



民国:禁酒实属无奈


在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并没有迎来独立富强,随之而来的是军阀混战,连年的的战争之后,中华大地已经满目疮痍。这一时期,中国的禁酒令实属无奈,因为此时中国已经真的缺粮了,即使是四川这个天府之国,也很难供应当地老百姓日常的饮食。
兵 、匪 、水 、旱 、歉 、疫等灾频年蹂躏中华大地 ,几乎每个地方都是十室九空 ,这就是民国时期的真实写照。
面对这个局面,国民政府只能选择开源节流,开源即从欧美等国进口粮食,但当时国民政府财政崩溃,进口的粮食完全是杯水车薪。这时,只能更注重节流,以禁酒的方式,节约粮食。
《贵州社会科学》中曾记载广东在民国时期的酿酒情况,当时广东酿酒每日所耗费的粮食达十余万斤,这足够十余万人一日的口粮。
到了抗战军兴,禁酒令更加严厉,1939年贵州省政府制定《贵州省禁止酿酒熬糖办法》,全省各县一律禁止使用米、麦、包谷三种粮食酿酒或熬糖,酿酒熬糖的器具全部被没收,凡是违规,将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1000元以下罚金。
不仅仅是贵州如此严苛,福建当地政府也曾制定过《战时福建省禁酒暂行办法》,此《办法》规定了当地居民须将酒与酒曲向机关登记,商店的库存酒须两个月内就地销售完,而医用酒精则必须由政府统一购售。
这番严苛的禁酒实乃无奈之举,中国当时不仅缺钱缺粮,而且缺少完善的工业体系,即使是用来代替燃料的酒精,在中国也只能使用烧酒来提纯,这样导致国家需要投入大量的粮食来转换成酒精,国民政府只能选择这种极端的方法。
但是,由于国民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不大,所以各地的禁酒令经常与中央不同,而且朝令夕改,持续性不高。
有的时候,甚至连中央管辖之地也存在着偷偷饮酒作乐的情况。
在当时的广东、贵州,乃至重庆,都存在着整瓶酒的销售。广东当时虽禁酒,但饭馆中常见“呼白开水者”,原来,在当时的广东,白开水就是酒的代号,倘若直接说要酒,侍者会直接忽略你。在重庆也存在着酒馆,它们被称为冷酒店,只能喝酒,就着豆干等素食吃。
叶圣陶到了重庆后,发现当地开着许多假茶馆,其真实作用是销售各种酒。面对这一尴尬的情况,王新命坦言:“禁者国法,饮者人情。”一语道破了当时国民政府禁酒令的影响力不足以与人治抗衡。







08



结语


百禁皆因粮,中国虽然自古是酿酒与饮酒大国,但背后的禁酒令饱含农业国的艰辛,靠天吃饭,看地活人,使得吃饱与喝足之间一直无法兼得,只能取一平衡点,这一局面,也只能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才得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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