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零谈波斯与中国:“现代化”是一个撕裂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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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1-26 16:04:5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最近,李零教授在三联书店出版了一本新书,《波斯笔记》,讲他的阅读和旅行。他说他的书“只是业余学习,非常皮毛,人过七十,丢三落四、颠三倒四,肯定有很多错误”,如一位读者跟他说,里海到波斯湾的最短距离是八百公里,不是八千公里,“就是很低级也很荒诞的一例”。他希望有机会吸取大家的意见,进行修订。

《波斯笔记》,李零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10月出版,615页,298.00元

关于大一统

读《波斯笔记》上册,我印象最深,就三个字——“大一统”。您从疆域、文字、法律、度量衡、货币与税收乃至宗教等方面,详述了波斯帝国是如何完成大一统的,同时与中国做了比较。您也提到,波斯与中国的共同点是大一统下的多元性。那么,这个“多元性”是如何体现呢?哪些是相同的,哪些是不同的?

李零:“大一统”是个典型的中国词汇。“大”是疆域大,“一”是政令一、制度一,“统”是兼容并包。“大一统”是古代国家发展的高级形态,古代的现代化和世界化,不能简单化,等同于专制、独裁、暴君、暴政。

现在的中东伊斯兰世界,历史上有三大帝国,波斯帝国、阿拉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现在仍然是三大块。波斯帝国起源于伊朗。它是这三大帝国的头一个,疆域覆盖今中东、中亚。伊朗历史上有三大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帕提亚王朝和萨珊王朝。三大帝国下分很多块。波斯帝国至少分五大块:小亚细亚一块、两河流域一块、埃及一块、伊朗一块、伊朗背后一块。马其顿帝国、罗马帝国也如此,大一统下都分很多块,内部有裂痕,存在地方分离主义倾向。更不用说大块分小块,小块分更小块,存在各种层级的地区性差异。所谓“大一统”,并非一统到底,统而不分。

西周封建,儒家叫“大一统”。陕西人占领东方,把东方划分为若干军区,军区首长叫诸侯,下面既有归顺的旧君降臣,也有新派的接收大员,封了很多新国,也封了许多旧国。旧国归新国管,新国归天子管。这是本来意义上的“大一统”。

秦行郡县制,为后世所遵,但历代仍有封建,藩王一直都有。更何况,鞭长莫及的藩属之地,还有“任土作贡”的另一套制度。“大一统”下一直是多元。

波斯帝国是兼并米底、吕底亚、巴比伦、埃及的结果。兼并后,各地叛服无定。所谓五都三十行省,本身就是多样性的体现。这不仅对理解帕提亚、萨珊有帮助,对理解马其顿三分后的希腊化也有帮助。

波斯五都

波斯铭刻宣扬波斯大一统,铭文有个套话,“王中王,万邦之王”。“王中王”就是“万邦之王”,相当我们说的“天下共主”,不能解释为波斯自己一个王,各国是各国的王,全部是藩王。波斯有行省制度,军事要地要派波斯贵族当总督,类似春秋楚国的县公、秦汉的郡守。

中国的郡县制跟军事占领有关,最初靠封建诸侯,后来靠分设郡县。封建制和郡县制是大一统分两步走。哪一步都不等于城邦联盟。西周不是城邦制。秦汉以来,中央集权和封建割据一直互为表里。县非秦汉才有,不但战国有,春秋有,西周就有。波斯的类似制度虽不够发达,但无论如何不能归入城邦制。

我们讲国家形态演进,不要把技术问题意识形态化。你就是费再大的劲,也没法把波斯归入小国寡民的制度,只能归入“大一统”的高级形态。这不是趋同,只是归类。

搞考古的都知道,比较是类型比较,横有横比,纵有纵比,同是类型意义上的同,异是类型意义上的异,不是光靠像不像。比如中国和波斯都搞统一文字,但统一的方式不一样。汉字是千古一系,甲骨文发现没几天,就能释读,主要靠前后对读,不靠多语对读。多语对读只是蒙元以来。统一的方式不必相同。波斯统一文字,更像元代、清代,文字是借用,语言是多元。我说的多元性是大一统下的多元性,比如统一文字与三体并用就是互为表里,藩王、藩属,离开天下共主,也就无所谓藩王、藩属。

我在书中说,希腊、波斯之争是个“古典对立”,一直影响到现在,学术问题,背后有立场。球场看球,无立场很难。汤因比论帝国,说帝国在历史上起过很大作用,但都被解体,只剩两个“红色帝国”,这话就有立场问题。有人说,帝国解体都是自觉自愿,想一起过一起过,不想过了,散伙。这是美化殖民战争和“一战”“二战”。现代民族国家,其实是战争的结果。很多人被这类宣传长期洗脑,以大一统和自治传统分好坏,“定黑白于一尊”。我这本书的上册是用奥姆斯特德(《波斯帝国史》的作者)的话作结语。他说,现代人把自己的位置搞反了,真是一针见血。

您在书中谈到,波斯大一统和中国大一统都是民族融合的产物。同时您也提到,中国自古就讲“柔远能迩”,提倡民族共融,那么,波斯历史上有过类似的思想学说和社会政策吗?他们是如何完成民族共融的呢?

李零:波斯历史,缺乏波斯人自己的记载。文献史料,一是来自古典作家,如希罗多德的《历史》,二是《圣经·旧约》。

历史上的民族融合,并非都是自觉自愿。大一统多半是武力征服的结果,先征服,后来才慢慢融合。我讲波斯石刻,跟亚述石刻做对比。亚述石刻最喜欢表现杀戮、虐囚、酷刑,场面十分血腥。波斯石刻相反,最喜欢表现万邦来朝,表现帝国境内各族人民一块“抬轿子”,抬波斯王的大宝座。

我国所谓的“柔远能迩”,主要是用软一点的办法对付被征服者,比如尊重被征服国的语言、文字、宗教、习俗,彼此通婚,并非只靠杀人。居鲁士二世的办法,也是如此。亚历山大征波斯,举行万人大婚礼,还是这一套。

过去,礼萨·沙·巴列维的王后曾把居鲁士圆柱的复制品送给联合国,号称是“世界最早的人权宣言”。圆柱现在在大英博物馆,2010年送到伊朗展览。英国学者说,铭文没有讲人权的内容,但居鲁士大帝释巴比伦之囚见于《圣经·旧约》,确有其事。犹太人感激涕零,至今铭感。利库德集团喜欢特朗普,把特朗普的头像跟居鲁士大帝的头像并排印在钱币上,说是他们的弥赛亚。

居鲁士圆柱,现藏大英博物馆

司马迁说,武王斩纣头,悬太白之旗,杀妲己,释箕子之囚,表商容之闾,封纣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这种怀柔政策只是统治者的两手之一,不能过度美化。孟子说,武王以至仁伐不仁,应该兵不血刃,牧野之战不可能血流漂杵。这是他的推论,不可信。任何征服都有血腥的一面。比如贝西斯敦铭文,画面就很血腥。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说,现代民族国家是“想象的共同体”,样板是美国,过于强调断裂,过于强调建构,过于强调推倒重来,平地起楼。我说,中国是历史形成的国家,不能简单说都是现代建构,民族也是。伊朗和我国,历史上和现在都是多民族国家。“单一民族国家”就跟说某个山沟里的纯种猪一样。李济的博士论文不是早就讲过吗,“纯种的中国人”根本不存在。不但汉族是历史形成,少数民族也是,中国人更是。

谈到亚历山大对波斯的征服,您一反西方史学所提出的“希腊化”观点,指出在国家制度层面上,“希腊化”其实是“波斯化”的延续,您特别提到,“我们从元史和清史,很容易理解这一点”。而谈到波斯帝国从居鲁士兵锋所向、席卷近东,堕落到靠金钱外交和武力恫吓过日子、打仗全靠雇佣兵,您也举了蒙古铁骑的垮掉与八旗子弟的游手好闲为例。能否请您谈谈,我们如何从元史与清史的角度,来看待波斯帝国历史上的发展变化?

李零:我不是研究元史和清史的。但我在北京长大,历史就在我的脚下。我的朋友有不少都是满人和蒙古人的后代。他们跟汉人一直住一块儿,你化我,我化你,早就分不清。定宜庄给满蒙贵族的后人做口述,送书给我。我读过,很有意思。清末,南人排满,满人反而不怎么排汉。“五族共和”不是汉人发明,而是满人提出。他们从一开始就是靠五族治天下,若把汉人赶走,何以治天下?打江山的要闹独立,坐江山的不会。

王国维,大家都知道,他是甲骨四堂之一,古文字大家。其实,他不光研究这个,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的“五大发现”,他都研究,甲骨只是其中之一。他知道,中国史,汉族只是一半。他更关注西域南海史地和民族史。这是清代学术的绝学,也是中国学术与法国汉学的交集点。这种学问就跟清代有关。

现代伊朗改国号,把波斯人和其他几十个民族视为一家,叫伊朗人。中国也如此,汉人并不等于中国。现在,波斯学已改叫伊朗学,国际上都这么叫。汉学也应改叫中国学。法国汉学二百周年纪念,在巴黎有个会,我参加了。二百年是从雷慕沙算起。雷慕沙靠《五体清文鉴》和满汉合璧本、蒙汉合璧本研究中国,所谓汉学,一开始是三语教学。“二战”后,中国学兴,有人说,汉学已经死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这种中国学是美国的中国学,我心目中的中国学还不是这种学。

帝国衰落,有很多共性,就像人从生龙活虎到老态龙钟,关键是自己养尊处优当老爷,把脏活苦活累活交给“低端人口”干,特别是把打仗这样的活都交给别人干,等于武功全废,那你还等什么?人家抄着家伙就来了。另一个要命事就是给“低端人口”树榜样,又不让他们学。“人闻长安乐,则出门西向笑;知肉味美,则对屠门而大嚼”,人家不光羡慕你,还要上长安一游,去了就不走了。这就跟“自由世界”鼓吹全世界“投奔自由”是一个道理,那都是不请自来,挡都挡不住。你今天围这个,明天剿那个,让他们穷着乱着,甚至把他们那个“不自由”的老窝都给连锅端了,人家更得来。美国四大战役后有难民潮,德法等国碍于西方的“政治正确性”,还在那儿撑着挺着,特朗普才不管这些,他说了,赶紧修长城吧。这类事,古代就有。我们离历史并不远。

关于地理

您的书,上编讲地理很多。我注意到,您有一个说法,波斯帝国是另一个中国?这是什么意思?

李零:我是借用吉尔什曼的说法,并非把伊朗和中国说成一样。这个“中国”只是地理意义上的“中国”,意思是用东南西北中讲文明的空间概念。

任何文明都会以自我为中心,由近及远,由此及彼,观察周边世界。我说的比较研究,并不是用一个视角代替另一个视角,而是用中国加伊朗,通过比较研究,校正以往的单向视角,其实是多视角。

中国在欧亚大陆东段处于核心地位,文化辐射面极广,这不是自封。同样,欧亚大陆西段,也有类似的核心地区和辐射面。这个核心地区,不是埃及,不是希腊,甚至也不是小亚细亚,而是两河流域。

两河流域是个中心。四裔趋中,是因为中心是财富所在,权力所在,周边都要来,因此也是四战之地。我们习惯讲“落后就会挨打”,其实,历史上更多是“先进就会挨打”。先进地方的人好吃好喝,不会想着去苦寒之地,苦寒之地的人非要来,怎么办?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防御线向外推,一直堵在人家的家门口。美国就是如此。

伊朗高原位于两河流域以东,波斯人依托伊朗高原,翻越扎格罗斯山,西取两河流域,犹如商汤克夏。波斯王是以巴比伦为中心,控制这个大帝国。希腊本来是边缘,亚历山大是踩着波斯人的脚印东进,有如武王克商、秦取天下。他把整个波斯帝国尽收囊中,还是住在巴比伦,最后死在巴比伦。波斯波利斯,他不打算住,干脆一把火把它烧了。

关于中国、伊朗的来往

我曾经采访赵超先生,听他说过,“和东方六国相比,秦文化使用石材作为纪念物要早得多”,“秦国之所以发展出这种石刻文化,很有可能是在西北地区接触到了来自更西面的民族文化”,您在《波斯笔记》下册中也专门比较了波斯石刻与中国石刻。在您看来,秦国有没有可能受到波斯文化的影响,或者说,受到从波斯中转的其他民族的文化影响?

李零:赵超是我在社科院考古所一起读研究生的同学。他是石刻专家,我经常向他请教。他的《中国古代石刻概论》增订本刚刚出版,非常有用。该书第128页引了我的一段话,就是讨论你提的这个问题。

秦国,分战国秦与秦代秦,前者与阿契美尼德王朝有共时关系,后者与帕提亚王朝有共时关系。中国和伊朗来往密切,萨珊时期最明显,帕提亚时期也有一点线索,阿契美尼德时期,材料太少。秦代、西汉和更早的战国时期,情况不太明朗,正是应该研究的问题。

原来读《中国伊朗编》,印象很深的一点是,邵循正先生在序言中提到,作者劳费尔曾严正驳斥法国人拉库普利的“中国文明西来说”,指出像葡萄这样从西域传到中国来的植物,也是经历了长期过程才最终完成移植的。换而言之,这里面有一个“本土化”的过程。那么,历史上波斯艺术对中国艺术的影响,又是怎样完成本土化的呢?能否请您结合具体例子谈谈?

李零:考古学史,早期盛行传播论。欧洲人认祖归宗,最初把希腊、罗马当欧洲摇篮,后来认为希腊、罗马受近东影响,甚至认为,所有文明都出自同一个源头,如果甲与乙像,就看谁早谁晚,晚的肯定受早的影响。现在,大家不这么看,比较强调内部驱动力。就是讲传播,也比较慎重,要讲接力传播,路线和环节是什么;就是讲影响,也不是照搬沿用,要讲模仿、改造和本土化,谁是订货人,谁是制造者,技术输入还是产品输入。比如我讲中国出土的裂瓣纹银豆,说它的风格是外来,但被中国化。

窝托村齐王墓出土的裂瓣纹银豆

有学者指出,波斯细密画的风格,受到了中国画的影响。您也在《波斯笔记》下册中谈到,伊朗国家博物馆所藏伊尔汗国龙纹琉璃砖明显是中国风格。像这样中国影响波斯的例子还有哪些?

李零:我国史书讲伊朗,主要是安息(帕提亚)和萨珊。古书中的波斯主要是东汉以来的波斯。阿契美尼德时期,只能靠考古材料。我在书中谈狮子、舞狮,谈蜻蜓眼和系臂辟邪,都是靠考古材料。

劳费尔和薛爱华讲汉唐以来中国和伊朗的交流,主要是植物、动物、矿物的交流,带有博物学色彩。“五大发现”,有三大发现与西域有关,简牍学、敦煌学、西域古文字学因之而兴。但学者讨论最多,主要是萨珊波斯。历史上,伊朗向中国输出,不光是物质,还有精神,最重要是五大宗教。中国向伊朗输出什么,不清楚,讨论最多,主要是蒙元以来的中国瓷器。

关于史料辨伪

您做中国史,参加过古书辨伪和古史辨伪的讨论,研究波斯史,是否也有这类问题?

李零:有。比如我讲波斯十三王就涉及这一问题。

波斯十三王的前四王,居鲁士二世、冈比西斯二世跟大流士一世、薛西斯一世,中间有断裂。波斯波利斯是大流士一世的新都,帕萨尔加德的古迹和题刻也多是大流士一世东西,包括居鲁士像。大流士一世是篡位者,这使人怀疑,他说的世系全是伪造,属于托古改制,就像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说王莽要托古改制,因此刘向、刘歆校书是全面造假(其实,《新学伪经考》才是托古改制)。有人甚至怀疑,居鲁士二世、冈比西斯二世根本不是波斯人,这是不对的。

上个学期,北大请德黑兰大学的哈桑·法兹里·纳什里(Hassan Fazeli Nashili)教授讲伊朗考古。他说,大约公元前700年,阿契美尼斯(Achaemenes)建立波斯王国,之后逐渐发展壮大。大致从铁伊斯佩斯(Teispis)起,波斯王国由两个王室支系统治,西部以安善为中心,由居鲁士一世(Cyrus I)一系管辖,称安善王;东部由阿里亚拉玛纳(Ariaramenes)一系管辖,称波斯王,彼此有冲突。但到居鲁士二世(Cyrus II)时,东系衰落,整个波斯王国落入他的手中。他讲得很清楚,波斯王系分两支,两支都是波斯人。

波斯波利斯,任超摄影

安善曾经是埃兰诸邦之一。埃兰文化东传,可以传到很远,纳克什·鲁斯塔姆还有典型的埃兰石刻,但安善离苏萨很远。安善、帕萨尔加德、波斯波利斯都在法尔斯省,彼此很近,是个小三角。居鲁士二世时,埃兰早已衰落。他这一支是波斯人,不是埃兰人。我第二次去伊朗,一定要去安善,就是要体会一下这个小三角的空间分布。

希罗多德是希腊裔的波斯人,生于波斯,长于波斯。他讲波斯前四王,这都是离他不远的事。希罗多德的生年距阿契美尼德王朝开始只有六十六年,就跟司马迁距西汉初差不多。这么短的时间,要编瞎话,那可不太容易。我们从他的描述看,大流士一世和他的祖父、父亲都是波斯当地的贵族,而且辅佐过居鲁士二世和冈比西斯二世。编瞎话也得有点影子。

有一件事,很有意思。中山王墓发现时,我还在社科院考古所。李学勤先生约我考证中山三器。中山曾被魏国灭亡,中间有断裂。魏国是姬姓,中山也是,清代学者怀疑,复国后的中山是魏之别封。李先生对清代学术很熟,不但觉得中山的东西与魏国像,而且姓也一样,一开始曾倾向魏之别封说,但我跟他讨论,铭文的中山四王,灭国前的两个王和复国后的两个王显然是一系,他接受了我的意见。

总之,怀疑和相信都要讲证据。

关于文明古国的现代化

您在书中提到,伊朗与中国一样,同样是文明古国,百年来同样备受屈辱,也同样经历了各色革命。这让我想到,中国的现代化不仅要面对古今之间的权衡,也要面对东西之间的取舍。那么,这样的考量是否也存在于伊朗百年来的历史行程之中呢?您对此作何评价?未来他们又该何去何从?

李零:我不会伊朗语,对伊朗历史和现状都了解很少,你的问题太大,我回答不了。

我理解,“现代”是个不断刷新因而转瞬即逝的概念。古今中外的权衡取舍,不光令现代人苦恼,古代也有类似问题。

“现代化”不是田园诗,不是历史的终极目标,而是西方征服全世界,把各古老文明与西方文明纳入同一个世界历史的过程。这个词对我并不神圣。对很多文明古国来说,这恰恰是个撕裂古今中外的概念。选择都是在撕裂中选择。

我没有资格评价伊朗的现在,更没有资格预言伊朗的未来。伊朗人民的命运不仅掌握在伊朗人的手里,也取决于国际环境,一切都在未定之天。但我相信,为世界松绑,为自己松绑,没有冷战,没有热战,没有经济制裁,没有武装干涉,谁都能发展,谁都能过上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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