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鹏程|理解上古史 从穿衣吃饭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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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7-18 11:59:3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由于马克思的缘故,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古代社会》在中国影响极大,代表了我们对上古文明的基本想象。该书把文化分成:(1)生活资料(2)政治(3)语言(4)家族(5)宗教(6)居住方式和建筑(7)财产等方面,来观察人类如何由蒙昧社会进化至野蛮社会,再进而至文明社会。现在看来,文化是否即指这七个方面,当然大可争议。而且,即使暂时依其所述,他所讲的文化进程仍与我国大相径庭。

一、

依其说,「蒙昧社会」已知用火、用弓。「低级野蛮社会」从知道制陶开始。「中级野蛮社会」自知道用土石建筑及知畜养动物(东半球)、知道种植物(西半球)开始。「高级野蛮社会」自知晓制铁器开始。「文明社会」自知道用语文开始。

其说甚谬。制陶术未必晚于畜牧术;农业之起、殆亦与牧畜同时;埃及、苏美、印度、墨西哥、秘鲁、中国更均在铁器时代以前,甚至青铜时代以前即已创制语文,进入文明社会了。

但马克思深受摩尔根影响。他把摩尔根所说在蒙昧时期兄弟与姐妹间互相集体通婚的血婚制家族型态,视为人类第一个社会组织形式,且为最早的原始公社。在这种原始公社之后,则是一种亚细亚的生产方式,但仍保持着血缘亲属关系的残余。由此再向奴隶社会过渡。

把马克思学说应用到中国史的研究上,引起过无穷争辩。1976年郭沬若主编的《中国史稿》是以黄帝前为原始公社期、黄帝经尧舜至禹,为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的过渡;夏商周是奴隶社会;春秋才开始了封建社会。可是相关争论并未停止,至今也还在争辩中。

黄彰健先生认为不应用这种框架去硬套。若以《左传》《国语》所述来推测,炎帝氏以火纪、黄帝氏以云纪,其时应该就已经有国家组织,已由氏族部落发展为国家,而且拥有赐姓、胙土、命氏三要素的封建制度。因此当时早已非原始民族。不惟不能以「原始公社」来形容,也不宜用人类学家对原始部落的调查资料来比附(1996中研院史语所.中国远古史研究)。

本文不拟在此详论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但我一来不主张建立一种文化进化类型阶段理论,二来更反对用这样一种理论来套着讲中国史,因此我也同样不会照马克思、摩尔根那些讲法来讲。因为:相较于其他文明,中国自有其独立的特征。

二、

例如,在石器时代与铜器时代之间,我们可能就有一个其他文明所无的玉器时代。

玉本是石之美者,但古人对玉的看法及玉在社会上的作用,绝非石所能比拟。《汲冢周书.世俘解》云:「商王纣取天智玉琰缝身厚以自焚……焚玉四千……凡武王俘商旧玉亿有百万」,玉为世所重,岂石能比哉?中国人重视玉,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铜器时代之前。

而这就有几个问题:(一)所谓「石器时代」「铜器时代」,是以生产工具为标准的划分,但玉并非生产工具。对玉的重视,起于一种观念,或认为玉美、或认为玉有德义可说、或认为玉可通神灵。总之玉非实用性生产工具,然其所获之重视,绝非石非铜所能及,乃是中国人思想的一种表现。   

(二)石器之后,代之以铜,铜器之后用之以铁。生产工具进步之后,旧的器械便不会再受重视了。玉因非生产工具,故铜器铁器时代以玉做为饰物(以彰其美善之义)、礼器(以彰其通神灵之义)依然极盛。  

(三)上古玉器硬度约在6至6.5度之间,即使在青铜时代,也无任何金属工具可以雕凿,非用解玉沙不可。既用解玉沙,就非有轮盘旋车不可。《越绝书》说黄帝时已用玉兵,则以轮轴冶玉作陶,为时似均甚早。能够拥有如此技术,也绝非原始部落。  

(四)玉之产地,除雍州、蓝田、南阳豫山等处有小宗出产外,以昆仑最著名。昆山之玉,在那么早就能东至中原,且被广泛使用,更可证明彼时之势力范围、取得远方异物的本领、其或贸易来往,均已非氏族部落或原始公社时代了。  

(五)玉器在石器时代晚期开始被重视之后,整个青铜时代(夏、商、周)瑞玉、祭玉、葬玉之用其实越来越普遍。故所谓「青铜时代」这样的称呼也未必妥适。在那样的时代中,是玉还是青铜才具代表性?当然是玉!

(六)现在所谓青铜时代,指的乃是以青铜做为主要生产工具。但玉基本上不是生产工具,铜就是吗?

据已发掘之数据观之,我国万余件青铜器中,礼乐器最重,兵车器最多,农工器反而最少。所以有些研究者认为那个时代根本不用青铜农具。有些人则认为那可能还有其他原因。但无论如何,这个现象岂不说明了古史学界普遍运用的一些框架概念,放在中国古史的解释上确实会出现许多问题吗?我不见得要坚持中国文化特殊论;可是谈中国史,毕竟还是由中国的实际状况出发,会比较好些。

三、

就算是青铜,中国也很不一样。古人虽有黄帝「鼎湖龙驭」的故事,似乎黄帝已知铸鼎。但《墨子‧耕柱》有云:「昔者夏后开……采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铸铜蔚为风气,咸信是夏朝才有的;夏禹铸九鼎之传说尤为世人所重。但此即有数事值得注意:  

(一)墨子说铸铜时用的语词是采「金」。中国古代称金就是指铜,而非金银之金。这便与其他文明迥然不同。古埃及、古希腊、苏美文化均有大量金银器,唯中国用金极少也较晚,金的雕饰制作要到春秋战国才较发达,在殷周称为吉金的都是铜。  

(二)采金铸器,先是用纯铜,称为红铜。再采用铜锡合金,是为青铜。青铜器可概分为礼乐器(如鼎彝)、乐器(如钟铙)、兵器(如戈矛)、车器(如銮轴)、农工器(如刀铲)、杂器等之类。而有趣的是:所谓礼器又大抵是食器。而这也与其他文明不同。禹铸九鼎的「鼎」就是主要的食器。直到现在,闽南语称锅子仍叫鼎。而鼎却又是政权的象征,争政权就叫做「问鼎」。入朝做官跟宁愿退隐江湖的人相比,则称为「钟鼎山林、人各有志」。有钱的大户可以用旁的形容词去描述,「鼎食人家」却只能指有政治势力的世家。鼎这种食器为何竟有如此重大的政治及权力意涵呢?礼器为何又多是食器呢?须知兵器车器农器工器都不可能用为礼器,只有食器可以。何以食器有此地位?  

(三)食器为何如此重要?《礼记.礼运》早已讲过:「礼之初,始诸饮食」,又说:「礼必本于天,动而之地,列而之事,变而从时,协于分艺。其居人也曰养,其行之以货力辞让:饮食、冠、婚、丧、祭、射、御、朝聘」。  

古人的观念认为:人要生存,就应脱离野兽般竞争、抢夺资源的状况,以「货力辞让」来安排分配之,此即礼之所由起也。觅食求生,是古时最基本的问题,故礼亦起于会餐分食之顷。由饮食乃有生命;有生命乃能长大成人,而遂有冠有婚有丧;有个人而后亦有群体,群体间乃需有祭射御朝聘等礼以「协于分艺」,才能形成一个彬彬有礼的社会。

这当然是后世儒者对礼的发展及其内涵之解释。但亦唯有如此解释,才能说明礼器与食器混同的现象,也才能表征出中国政治学为何会以「养」为内涵的特点,与西方政治学重视“权力”和“管理”迥然不同。

礼器中,鼎、彝、爵、尊、盘、觚均为主要饮食器。礼这个字,原本也就是酒醴之豊。以豊敬神或敬人即是礼。此可称为「礼食一如」。而一个民族也需是如此重视饮食,才会从饮食的角度看待礼的问题,此可称为「特重饮食」。正因特重饮食,故铜器之中食器之繁,可令人叹为观止。以酒器来说,酿酒的罍、贮酒的壶、贮酒而备斟的尊、装满以备移送的卣、温酒的斝、斟酒的升、饮酒的觯、可温酒而饮的爵、可烫酒的觚,以至盂、卮、杯、觞等,简直不胜枚举。其中爵又用为爵位之爵、尊用为尊长之尊、孔子以「觚不觚,觚哉」喻说政治抱负、庄子以「卮言日出」形容自己说话的方式,则明显是饮食事物在思维活动中的延申。

青铜文化历来颇有「外来说」。可是由上文所述即可知:虽苏美等其他古文明也有青铜文化,某些现象甚或早于我国,但我国青铜文化自有特色,饮食即为其中之一。

四、

饮食之起,当然不自青铜时代始。距今约九千年前长江流域已有稻作农业,比国外发现最早的稻作遗存要早三千年以上。距今七千年以前黄河已有栽培粟作;小麦与高梁则在五千年前已有,跟非洲高梁西亚小麦也根本无关。家畜驯养部分,马、牛、羊、鸡、犬、豕在新石器时代亦都已畜育成功,成为主要畜养及食用物。饮食文明发达之早,举世无匹。

食用之法,中国以火食为特点。《礼记‧王制》曾谈及南方有不火食的「雕题交趾」之民。雕题就是纹身之意。纹身和生食冷食,都是中国人认为的异族野蛮原始人特征,而中国人却是火食的。

《礼记‧礼运》:「昔者先王……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淮南子‧务修篇》:「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赢蠬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白虎通》卷一:「古之时未有三纲六纪…饥则求食,饱弃其余,茹毛饮血,而衣皮韦」,都表达了文明是以火食为征的意思。孔子曾说:「君赐腥,必熟而荐之」,也是这个意思。至今民间童谣仍在唱:「小气鬼,喝凉水,喝了凉水变魔鬼」。中国人肠胃,仍忌生冷,不像外邦人喜食生鱼、冷肉、凉水。

中国火食之早,是在周口店北京人洞穴中就已发现的了,这跟日本韩国等及今尚喜生食冷食之民族相较,足见其早。但更重要的,还不只是早,而是善于用火。

一般民族逮到鱼兽或采集了黍稷,只能直接用火烧之烤之;次则烧热石块以烫熟食物,或用竹筒盛水米煨烘;再不就用泥裹食物隔火烤之。现在各式烧烤、石板烧、竹筒饭、叫花鸡等,即属此类初级用火之遗。故〈礼运〉说:「中古未有釜甑,释米采肉加于烧石之上而食之」。许多民族至今也仍停留在这个阶段。

用釜甑就是较高层的用火之道了。先用火烧土成陶器再用它盛物烹煮,就是釜;鼎则是釜的变形或发展;至于甑是利用火烧水产生蒸气来蒸熟食物。

世上各民族用煮的办法多,懂得蒸的少。中国则在河姆渡文化时期已有甑,在迄今六千年前已成为东方烹饪法之特色,欧洲人素不娴此。蒸不是直接用火烧煮,而是火水相与式的,有「水火既济」之趣。它和宋代以后发明的炒菜法,都是中国烹饪术对世界的重要贡献。至今世界上懂得蒸菜和炒菜的民族,也仅只我们一家。

火食之外,还有许多特点。例如刀工之繁富细致、酒面之发明等等都是。进食之法也不一样。

古以抓食为主。现今非洲、中东、印度尼西亚及印度次大陆的许多地区也仍维持此种进食法。

欧洲、北美洲现在以刀叉及汤匙进食,但历史不久。起先只做为厨具,十世纪以后拜占庭帝国时期才开始做为餐具,但为传教士和上流社会所鄙弃。英格兰伊莉萨白一世女皇、法兰西路易十四都喜用手抓,后者还禁止勃艮第公爵等人当他面用叉子。英国则迟至1877年仍禁止水兵用刀叉进食。要到十八世纪以后,中产阶级用刀叉才较普遍。

中国人却在四千年前已用餐叉了。称为毕,以黄河中游为多。

用匙,更早在七千年以前。但至迟在商朝时已开始用箸。以箸夹物,故又称梜,《礼记‧曲礼上》说:「羹之有菜者用梜,其无菜者不用梜」。釜鼎煮菜羹煮肉汤,用箸去夹也最方便。正如吃涮羊肉时绝对无法用手,刀、叉、匙,只能用箸。

箸梜之用,当是伴随釜鼎羹汤来的。现今实物发掘固然只见到商着,然其起源理应更早;而此后亦成为中国人主要的餐具,且影响及于东亚大部分地区。

箸,明朝以后称为筷子,在餐具中最平实简便而技巧性最高、特色甚为明显,长挑近夹,无不如意,故亦可发展合桌会食的型态。使刀叉,就只能各自分食,不可能像中餐一样会食了。     

文化及其发展,不能用一个模子去硬套,是吃顿饭就能明白的呀!

龚鹏程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五十多本。

办有大学、出版社、杂志社、书院等,并规划城市建设、主题园区等多处。讲学于世界各地。现为美国龚鹏程基金会主席。擅诗文,勤著述,知行合一,道器兼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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