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公式化的经典:周敦颐《爱莲说》到底说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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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6-10 11:52:1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一、经典沦为写作的附庸

周敦颐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远胜于文学史。他挽儒学于衰微,赋儒学以新生,既远绍邹鲁,返本开新,又援道入儒,成理学之宗。孔孟逝去一千多年之后,他被奉为圣贤,人称“周子”。

周子所处的宋代,人文鼎盛,科技昌明,社会发达,乃华厦文明盛极之时。那是一片群星闪耀的天空。王安石、苏东坡、司马光、欧阳修,如许朝廷重臣或政要,哪一个又不是熠熠生辉的人文星斗?

作为思想史上的标志性人物,周敦颐并不是一个书斋里的学者。自二十二岁为一县主簿至五十四岁筑庐隐居,仕宦生涯占去了他人生的绝大部分。而终其一生,周敦颐所拥有的最高权力不过区区一州“通判”。这与他那烛照千年的思想,无法匹配。他传诸世间的《太极图说》《通书》《爱莲说》等诗文,全部合到一起,亦不过区区几万字。然而,那分明又是一片能卷起雪浪的海域。

中学生对于周敦颐的了解,多是从《爱莲说》开始的。作为中学语文教材的经典篇目之一,此文宛如传统士大夫的人格范本,跨越空间,纵贯代际。而令人忧伤的是,像这样的经典文本,它所留给中学生的记忆,并非其燃犀举火的思想价值,而是诸如借物喻人、托物言志之类的写作学标签。在我看来,此种尴尬,直接导源于现代语文教育对于读写训练科学化和体系化的深度迷信,亦导源于百年语文在形质二分的摇摆中忽左忽右、无所适从的历史困局。

纵观“五四”以降的中国现代语文教育,我们何时又挣脱过“重实质?还是重形式?”的二元思维?特别是当“形式派”裹挟着现代科学的外衣并化身为语文学习的“实用取向”之后,《爱莲说》由经典的智慧堕落为写作的附庸便将是一种宿命。

一篇经典何以失去经典的内涵呢?从纵向看,我们失去文本细读与思想深潜,便意味着以“见微知著”为表征的语言敏感失去了存在的根基;从横向看,我们失去了“知人论世”的语境与坐标,便意味着以大观小的整全思维仅仅停留于笼统的归纳与抽象。如此纵横皆有偏差的情况下,阅读教学的处境很可能便是:经典语言被悬置、被掏空、被漠视,甚至被无数肤浅的标签与结论所淹没,特别是对教材“例子说”所持的“理科式理解”,则更是将经典处理成文本解剖刀下可供拆解下的元素和展览。

二、文字是文本的大地

离开了语言的大地,我们看到,在《爱莲说》的解读与教学中,普遍携带一种先入为主的执念,在文字间浮光掠影。在莲与菊或与牡丹的对比关系上,教师往往不由自地地放大非此即彼的立场,以表达泾渭分明的爱憎。在我看来,这既有违《爱莲说》的文本意旨,亦有悖于周敦颐的思想格局。

《爱莲说》为什么会同时写到菊、牡丹和莲呢?若以选材、组材之类的技术要素看,此间或有烘托与对比的关系。其中,菊是正面烘托,而牡丹则是反面比照。这样的诠释貌似完成了一种逻辑自洽。

可是,问题就在如此。如果我们无视关乎文本生命的文字、情感与思想,而单纯获得一个空洞的形式、框架、模型乃至范式,这到底有多大的意义?

这样一个公用的“范式”,既然可以诠释“菊”和牡丹之于“莲”的意义,是不是也可诠释“莲”和“牡丹”之于“菊”的意义呢?

掌握了这样的公用“范式”,是不是意味着文本从此龟缩于“形式”之中,从此与“作家、世界与历史”失却了联系?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既可经由“形式的抽象”走进周敦颐,又可以经由“抽象的形式”走进陶渊明?

在我看来,文本形式的抽象与“趋同”,带来的结局只有一个,那就是:文与人的分离、诗与思的肢解。一言以蔽之,即是鲜活经典个性的生命终结。

在形式与内容的关系问题上,朱光潜先生早就深刻地指出过。在他看来,语言、思维之间从来就不存在所谓“内和外、先与后”的关系,它们是一体的、整全的生命。由此,所谓“实质与形式”(内容与形式)的分立,从来也是一个“假命题”。因为,当我们理解了文本的生命性,就会深深理解:没有哪一种“实质”,可以离开‘形式”;没有哪种“形式”可以从“实质”里抽离。

文本的生命整体性,自始至终都栖居在文字之中。因此,以“文字”为中心的深潜、涵泳与观照,才是获得文本生命整体感的唯一方式。舍此,别无他途。

从这个意义说,文字,永远是语文的大地。

三、“独爱”之“独”与“甚爱”之“甚”

以心晤对文本之时,文字总会打开一页页小窗,让我们看见丰富。

《爱莲说》的开篇说:“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甚蕃者,甚多也。世间花草,多在“可爱”之列,这是爱的基调与前提。

在花草“可爱”的大背景之下,陶渊明之于菊,是一种“独爱”。何谓“独”?“独”远不是限制和修饰的字眼。它是情有独钟的精神沉醉,亦是遗世独立的风骨卓立;是孤高慎独的自处,亦是独与天地相亲。在这里,淡菊亦如归隐,人格亦如花语,花即人,人即花。

与“独爱”对应的是另一个关键词:“甚爱”。 “甚”在何处呢?上下语境足以丰富之。此处的“甚”意味着爱之广、爱之深、爱之久。

作者思想姿态的高妙之处在于,他并不是站定“莲花立场”去贬斥牡丹的意义,他也从未以世人的“分别心”将牡丹定格为一枚富贵的标签。菊、牡丹与莲,同为“可爱”之花,它们之间的关系,可谓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这才是君子胸怀吧?多一份兼容与平和,少一些偏执和对垒。

其实,百花之王的“牡丹”,原本有那“一枝红艳”的大美,它所拥有的美,是菊、莲乃至任何花草都无可替代的。那么绚烂,那么华美,堪称“国色天香”。正如刘禹锡诗中所赞:“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牡丹之所以成为唐代的审美主流,甚至长期深度左右着人们的审美趣味,显然与“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的杨贵妃之至尊影响不可分。在人们的观念里,牡丹至少带有杨贵妃与唐玄宗爱情怒放的心理投影吧。“甚爱”背后的历史与世俗,就在此间。

那么,同样是“爱”,“独爱”与“甚爱”的区别何在呢?

菊花之爱,是基于个体的独立选择,它所打开的是陶源明的人格和精神;牡丹之爱,则大不一样。表面上,它是自李唐以来民间相沿成习的审美惯性,其实质则是庙堂权力之于江湖审美的深深染指,抑或江湖审美对于庙堂权力的普遍献媚。由是,“菊花之爱”是花与人的互相映照,而“牡丹之爱”是权力与审美间的历史搏弈。

我们注意到,《爱莲说》在言及“菊之爱”与“莲之爱”时,用的词语是同一样,即“独爱”。这意味着:予之“爱莲”,其情其格,亦如陶之“爱菊”。将这一份“独爱”放入自李唐以来的历史长河之中,或放入“甚爱牡丹”之当下世风下,与其说这是一个语词的选择,莫如说是一种超拨的精神赋形。

四、儒的人格高洁与道的精神逍遥

自“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起,文字开始整散并用,长短相间,节奏舒徐起伏,随着文字摇曳,碧荷之上的清莲,恍然开在读者心间。句句说莲,而字字如人。形与神,莲与人,可谓交相辉映,浑然一体。

其实,周敦颐对莲的深情,由来有自。作《爱莲说》的时候,他已经四十六岁。遥想当今,他幼而失怙,十四岁即投靠舅父郑向,寓居衡州。郑向乃大学士,见外甥痴情于莲花,曾于庭前掘一方荷池。无数花开之日,正是少年于荷香里读书习字之时。多年后,周敦颐一生仕宦,辗转于江西、湖南等地。三十年间,世事沧桑,阅人无数,而他却始终像一朵清莲高洁自守,兀自芬芳。

莲,就是周敦颐矢志不渝的价值观,亦是他凌波自照的精神面相。

而一个人的精神面相不是父母给定的,而是他在不同生命境遇里的选择和沉淀。

莲的生命境遇,如水火两极。它生于“至污”的淤泥,又立于“至洁”的清涟。如果“淤泥”暗含了多少同流合污的“向下诱惑”,那么,清涟就辉映出多少凌波微步的“向上托举”。有淤泥,亦有清涟;有脏污,亦有圣洁;有“向下的诱惑”,亦有“向上的托举”,这才是生命的整体、生活的真实。美丑并存,顺逆相生。

“莲”之可贵在哪里呢?在于它不管在什么境遇里,永远都守住了“自己的本质”,它根生“淤泥”,却独立而“不染”;它花开清涟,却庄重而“不妖”。不因淤泥而“不自拨”,也不因清涟而“不自知”。 “泥”与“水”,这两种相反相成的境遇之力,给了一朵清莲最大的生命成全。这不就是范仲淹笔下“不以物喜,不以已悲”的“古仁人之心”吗?

周敦颐写“莲”的时候,他一定是参照着自己的精神世界在摹写。他,本来就是一个思想通达之人。“中通外直”是莲茎的写实,而其实,“通”与“直”何尝又不是周子的人格和境界?

他一生博学、高雅而干净人。四十多岁的时候,周敦颐任合州判官。其时,上司赵抃对他不了解,甚至有误会,他并不急于去辩白,直至四年之后,他们又于虔州任上相遇。赵抃这时才发现了周敦颐其德其能,乃憣然醒悟曰:“几失君矣,今生乃知周茂叔也。”此后,因为一场大火,周敦颐被调回故乡道县。于是,太多些小俗吏纷纷登门求官。周敦颐以诗明志,他说:“老子生来骨性寒,宦情不改旧儒酸。停杯厌饮香醪味,举箸常餐淡菜盘。事冗不觉筋力倦,官清赢得梦魂安。”

清廉源于人生的通透,周敦颐更大的“通达”并还不止于道德与操守,而他的思想。他以其对宇宙和生命来处的独特理解散发着通透之光芒。

周敦颐有著述名之为《通书》,其哲学始络是温暖而生动的人间哲学。他所处的时代,其实是孔孟儒学遭遇危机的时代。东汉以降,佛教与禅宗思想对孔孟儒学带来了相当程度的冲击。周敦颐巧妙地援道入儒。在他的思想谱系中,无极和太极,阴和阳,男和女,建构着一种“生生不息”的人间秩序和“正中平和”的人间伦理。

与“中通外直”一样,“不蔓不枝”也是一种人格隐喻。那是一种专的力量,定的境界,简的风范。它意味着人生不见异思迁,不旁逸斜出,不朝秦暮楚。如此一心向上,何尝又不会遇见那辉煌的人生庆典?

我们发现,名为“爱莲”,真正写莲花的,却无片言。唯有“香远益清,亭亭净植”一句引人联想。花香之美,愈远,则愈香。这与人的精神不是如出一辙吗?空间愈辽远,芬芳愈广布;时间愈久远,影响愈持久。而对于莲而言,无论多远、多久,都不值得骄矜与喧哗,唯有“亭亭净植”。人生如莲,莲亦如人生。质本净来还净去,不为名利累身心。

至于“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勾勒出莲的高雅之姿,更彰显出生命的庄严之相。没有轻佻,没有浅薄,恍如一个“不怒而威”的君子。

结尾一段皆为《爱莲说》之“说”的部分。如果前文每一句皆如“画龙”,那么,而此处每一句则如“点晴”。在周敦颐心中,菊花所代表的是一种隐逸人格,这样的人格底色是“出世之精神”。牡丹所代表的是一种世俗人格。熙来攘往的众生,绝大多数都放不下功名富贵。作者并没有强烈批判“富贵”的价值观,而是以“宜乎众矣”的叹息表达着理解和同情。儒家也不反对富贵,只是强调基于“义”的“富贵”。此所谓:“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对于以振兴儒学为己任的周敦颐来说,君子人格才是他所认同的儒家理想的最高峰,那是一种“入世之精神”。因此,菊、牡丹、莲之间远不仅仅是“形式意义”上的烘托与对比,而是人情世态的写实,思想版图的呈现。相对于菊的“隐逸人格”和牡丹的“世俗人格”来说,莲是一种“君子人格”。因此,文末最后的感慨,与其说是千年前的感喟,莫如说千年后的叹息。“桃花源”失落之后,真隐者无处可寻。儒学式微的北宋,又有多少人愿意做一个君子,愿意与周子的思想同行呢?大众的日常,依然在富贵间沉浮。千余年后的今天,不依然如此吗?

思想碧波荡漾,而清莲一枝独放。千百年来,周敦颐笔下的那一枝莲的气质里,是安静而从容的。这里有儒的人格高洁,有佛的济世慈悲,亦有道的精神圣逍遥。

*本文作者黄耀红,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教育学博士。原标题《语言是文本生命的整全——以<爱莲说>为例》,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附:

爱莲说

周敦颐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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