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德平:耀邦同志如何看消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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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2-17 13:35:2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3.“文革”中的逆向思考
   “文革”初期,和父亲的谈话,我总是张口一个阶级斗争,闭口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他开始还耐着性子听。1967年上半年一天晚上,父亲问起北大、社会上的文革情况 ,我又一次念经似的说起阶级斗争长、阶级斗争短的老套套来。这一次,他开口了,开始语气非常平静:你翻翻毛选一卷,有篇叫《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的文章。毛主席在苏区红军时期就说,“要造就一种热烈的经济建设的空气,不能见到谁谈经济建设,就要骂为‘右倾’。”突然他加重语气,把手一挥,大声说道:德平!你不是老说阶级斗争吗?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还说经济建设“这是一个伟大的任务,一个伟大的阶级斗争”!一个伟大的阶级斗争!平地一声雷,经济建设这种平常事情,还是“伟大的任务”、“伟大的阶级斗争”?我还想辩解些什么,但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早在前一年的1966年8月,团中央已经改组了。中央文革有人说,“团中央修到家了”,也就是说右得不能再右了。现在父亲这番话,是否又有“右倾”之嫌呢?但他说得那么认真、威严、斩钉截铁,又指出了毛主席写的是那篇文章、那个时间、那段话,既然战争年代都把生产建设视为一个“伟大的阶级斗争”,那么和平年代不是更有理由搞好我国的生产建设吗?自奉为无限信仰毛泽东思想的年轻人,能不考虑吗?父亲虽没说服我,但对“文革”的理性思考不知不觉就始于这类思想交流之中。他的教诲使我终身难忘。
   耀邦同志在“文革”中期也常对身边的人说道:“我不能反潮流,但总能抗潮流吧!”从“文革”的荒唐混乱之中,他更坚定了共产党执政以后必须做好经济工作的决心。
   4.“文革”中的学习
   耀邦同志为人民事业工作的一生,也是他学习的一生。即便在1976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他仍在潜心读书。他的君子之友于光远同志有一段回忆文字为证:
   这次(1976年7月唐山地震几天后)去他那个房间,桌上翻开着一本刘潇然翻译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三分册……我就问耀邦:“你怎么还看这本书?” (《湖南党史》1999年4月)
   耀邦同志解释说是要查找马克思著作中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有无更精准的论述。
   此后不久,于光远又去我家串门,一进父亲房间,又看到书桌上仍然翻开着刘潇然翻译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于老问,怎么还在研究科技是否是生产力的问题?父亲说,这本书不是第三分册,而是第一分册,他正在看这本书的导言部分——《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这个情节十分生动。耀邦同志非常兴奋地谈了他的读后心得,据于老记载:
   胡耀邦对刘潇然这个第一分册中,翻译的这篇《导言》很有兴趣,兴致勃勃地对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和消费之间的辩证关系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我觉得他谈得非常好,他特别注意到马克思的“生产的目的是消费”这个论述。这方面的论述同1975年、1976年那场运动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不知道他为何也很重视。
   于老是我党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资深理论家,也是我国30年改革开放的积极参与者,他记录的这段历史轶事很有意思。他在文章中还回忆到,1979年耀邦同志积极主张开展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讨论,是与他接受批判在家赋闲时认真学习读书有关系的,是有思想理论做指导的。
   5.发起关于“生产目的”的大讨论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1979年,耀邦同志和《人民日报》的同志共同发起了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大讨论。根据耀邦同志的建议,中央党校写出一篇题为《要真正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的文章,文章明确指出: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的目的是满足社会不断增长的需要。因此,应当在可能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满足这种需要。我国有九亿人口,人民生活需要不断得到满足,又反过来刺激生产。这是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人民生活安排好了,特别是八亿农民生活安排好了,中国的大局就稳定了。就是说,我们考虑和安排国家当前的和长远的计划,必须充分体现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可是,多年来我们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基本经济规律的需要,为生产而生产。
   10月20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头条位置,发表了该文,由此引发“生产目的”的大讨论。10月22日,《人民日报》在显著地位刊登于光远的文章《谈谈“社会主义经济目标理论”问题》。文章进一步从理论上阐明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重要性。全国各大报纸纷纷转载,吸引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注意。也有人誉为这是继“真理标准”大讨论后的第二次大讨论,第二次思想解放。
   10月9日,耀邦同志在一次重要的座谈会上作了发言,他指出:
   二十几年来经济工作的基本经验教训,主要是:一、没有真正集中主要精力搞经济;二、方针不对头,没有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三、管理体制高度集中,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
   至此,耀邦同志基本形成了他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中有关消费的理论观点。有了这种理论准备,他才有可能召集1982年5月19日关于消费问题的讨论会。
  
四、 耀邦同志对中国式社会主义的探索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主义国家在欧亚大陆迅速连为一片,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先是南斯拉夫,50年代以后,则是波兰、匈牙利、捷克,乃至苏联等国家,都进行着不同程度的经济改革。尤其是东欧某些国家的改革,对我国改革初期产生了重大影响,很多人还以他们的改革为榜样。确实,他们的一些经验对我国是很有帮助的。在这次座谈会上,耀邦同志对此问题也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
   看来,东欧国家,包括匈牙利,也还不能说真正走出了一条符合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发展道路。现在不少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发展,实际上还是处在盲目状态中。我们能否经过5年、10年的时间摸出一条新的道路来,要靠我们的努力。
   他提出,当代世界的经济建设模式是否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一种是苏联和东欧的模式,即高积累,加重群众的负担,或者采取大量的外国借款的办法,压缩群众的消费,强制发展生产。这个模式并不是真正根据人民需要来搞的,所以不能成功。
   “高积累,加重群众的负担”,“压缩群众的消费,强制发展生产,”最典型的国家就是苏联。1991年,苏联国家的解体和社会主义的垮台,和它的经济模式有关吗?有人理直气壮地宣称,是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背叛马列主义,大搞资本主义的结果所致。真的如此吗?否!赫鲁晓夫并未全盘否定斯大林和斯大林所建立的经济建设模式。请看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秘密报告》的核心部分是怎么说的:
   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党和托洛斯基主义及右翼资产阶级主义者进行激烈的斗争,并在思想意识领域内解除了列宁主义的一切敌人的武装……在这里斯大林起了积极作用。
   是什么样的一种积极作用呢?赫鲁晓夫说:
   如果1928年至1929年前后兴起的右翼政治路线,在我们中间得到蔓延的话,如果我们沿着“复兴服装工业”及保护富农的方向前进的话,事情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呢?恐怕我们今天不会拥有强大的重工业了,恐怕我们已在资本主义包围之下解除了武装而变得衰弱不堪了。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充分肯定了斯大林对“反对派”的斗争;一方面在经济发展道路上,对不同意见强加一顶“复兴服装工业”的帽子,极尽挖苦调侃之能事,一方面又充分肯定了苏联重工业化和集体农庄的经济模式。苏联在特定阶段优先发展重工业也有充分理由,但把主张实行“新经济政策”、发展轻工业、农业的所谓“反对派”,统统作为“列宁主义的一切敌人”、“人民公敌”,剥夺他们的发言权并清除出党,关入集中营,把很多好同志甚至从肉体上消灭,这就窒息了马克思主义,从而使苏联的经济体系成为一种僵硬的斯大林模式。
   而东欧数国虽想改变斯大林的经济模式,解决轻重工业失衡,群众日用生活品极其短缺的问题,但慑于苏联的压力和霸权,只能是以力不从心、无能为力而作罢。为安抚人民群众对生活下降的不满与愤怒,为满足人民每日不可缺少的食品和日用品,便向资本主义国家大行借贷举债,充实货架上的消费品,但仍未启动起生产和消费的正常运转,反而触发了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又转变成政治危机。这些才是苏东共产党倒台的深层原因。正应验了荀子那句话,“凡语治而待去欲者,无以道欲而困于有欲者也。”也就是说,凡想天下大治而又牺牲群众欲望要求、又不去引导百姓欲望向着健康方向发展的领导者,一定会陷于老百姓的欲望要求不能满足的怨声载道之中。
   耀邦同志对当时苏联和东欧各国经济模式的重要缺陷,是做过认真观察和思考的。
   耀邦同志在座谈会上接着说:
   第二种资本主义的模式,即追逐高额利润,加强对群众的剥削,大鱼吃小鱼,互相兼并,进行你死我活的竞争。
   耀邦同志对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分析较为一般化。1982年以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一个也没有去过,对资本主义的认识难免有概念化的东西,但他通过各种间接渠道、多种信息也了解到,从20世纪的50、6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竞争比二战前后的竞争还要激烈,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日、美两国的经济竞争,攻城掠地。耀邦同志认为,资本主义表面上的所谓文明,其实是剥削,剥夺世界人民群众的手法、技术、游戏规则更高明了。怎么个高明呢?耀邦同志说:
   他们利用货币储蓄的职能,利用劳动人民防御天灾人祸的心理,用较低的利息收进来,再用更高的利息贷出去;然后又同工业资本家串通一气,抬高物价呀,货币贬值呀,名义上是有利息,实际上几年以后,价值更低。
   耀邦同志的这种说法,与今天的经济形势、情况有极大不同。今天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又一次告诉我们,通过利息差剥削人民并不是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本质特征。譬如说,美国的储蓄率近年来一直很低,居民的借贷消费在美国非常普遍,在这种情况下,金融资本不太可能普遍地剥削人民。
   实际情况是,银行业中,传统利差业务利润大大降低,而非利息收入已成为主流业务。现代银行岂是只做一种买卖?岂是只有一种生意?现代金融业通过代理个人理财业务、提供金融中介服务,为人们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提供了有用的平台,为人们增加财产性收入提供了必需的工具和手段。而且,现代的消费信贷模式,也拉平了个人消费在时间上的波动,使得人们可以将未来预期的收入提前变现,大大增进了人们的信用,当然也大大促进了消费。虽然,当下的金融危机暴露了当今发达国家金融系统的一些弊端,但也不能因此而放松了我国金融体制的改革。
   耀邦同志在座谈会上还谈到中国模式即第三种模式:
   即中国的、社会主义的模式。可否这样说,不是先有第一部类的发展,而是第二部类的发展促进第一部类的发展,因为人民的需要和消费总是走在前头……现在消费品的生产搞起来以后,实际上它也正在促进第一部类的发展……你只有把需求搞清楚,你才能考虑安排发展些什么?发展多少?
   耀邦同志最后说:
   提请大家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我们几十年的实践,使我们的经济工作摸出一条新的道路来。
他对三种模式的论述是他在座谈会上最后的的归纳。希望这些理论能够对我国经济翻番的战略目标,为中国式发展道路发挥指导作用。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终于提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个命题。这是一代睿智的、具有历史使命感的共产党人对中国道路的科学认识和归纳。
   事实上,耀邦同志上面对社会主义模式的论述已经提出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那就是人们的需求是生产的目的,人们需求的多少(稀缺性)构成了生产多少的“指示标”。“市场经济”的概念在耀邦同志的论述中呼之欲出。
   目前国际金融海啸还未平息,我国经济发展遇到的问题及突出的内需问题又摆在全国人民的面前。提振消费的根本在于提高人民的收入。1984年初,耀邦同志在贵州考察时说,“是否能使人民更快地富裕起来,这是评论是非的一条重要标准,是检查各项工作对与不对的最重要的一条标准。在夺取全国政权以后,我们党的全部政策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就叫富民政策。国家要富裕,首先要靠人民富裕。”耀邦同志还多次讲过,不能把国家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对立起来,一些人以国家利益之名行部门利益之私,实际上是阻碍人民致富。应该说,耀邦同志强调“人民富裕”的观点与今天某些以GDP为纲的观点是有很大区别的。在当下中国的经济困境中,日本上个世纪60年代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也许能够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突破了旧式日本财阀、典型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桎梏。其“计划”的开篇即是:“本计划的最终目的是极大地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和实现充分就业。为此,必须极大地谋求经济的稳定增长。”“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总体上是成功的,到1970年,日本经济年均增长率为10.9%,国民生产总值先后超过法国、德国,位居世界总量的第二位,人均实际消费水平提高了2.1倍,基尼系数长期维持在0.26的水平。
   党中央、国务院一直号召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要有信心克服不利因素带给我国经济发展的种种困难。相对于困难,我们的有利条件更多,我国国家实力现已跃居世界第三位。我们应以敢于应战,敢于胜利的精神,紧紧围绕扩大内需下大力气,不必为一城一地之得失背包袱,发展我国的经济实力,提高人民收入,去打拼下一个30年的光明前景。

五、国民经济发展的新需求
  
  
21 世纪的中国人,除去对衣食住行的需求以外,又有了新的需求——清洁的饮水,新鲜的空气,无化学残留的土壤,垃圾的及时处理。原来可以自由呼吸利用的自然之物,都会或多或少带有人类劳动的印记了,能源要洁净的,材料要无污染的,所有产业都要有生态环保的绿色指标,这些需求,只有站在一个地球村中、经济全球化的立场上才能深刻感受。
   为了应对21 世纪人们的新需求、新投资、新产业和新的国际合作的发展,我建议,我国在政府的宏观调控方面,应有更多的经济指数,综合指导、考核、监管国民经济的发展。
   20 世纪80 年代初,我国考核经济发展和规模的指数是工农业总产值,所以党的十二大制定的翻番目标,是工农业总产值的翻番指数,这样的眼界无形之中就影响了第三产业的发展。耀邦同志的眼界也未超越这一界限。
   1985 年,三资企业、“三来一补”企业、服务业、对外贸易发展起来,政府立即采用了世界上通用的国内生产总值的经济指数。这是完全正确的。
   从21 世纪开始,我国加入了世贸组织,对外经济、贸易更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两个市场——国内市场、国外市场;两种资源——国内资源、国外资源;两种经济的管理本领——国内经济和国外经济的管理本领,使我国经济形成了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的格局。那么我们在重视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之外,还应重视国民生产总值这个指数。
   我国的内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最大特色。因为我国是有13 亿多人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也是国内市场无国能比的发展中大国。如果我们认清这一特点,明确了经济生活中的内需问题、消费问题,那么就应当把居民可支配收入作为考核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数来对待。在耀邦同志召开的这次座谈会上,没有以此为鉴,应该说还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
   20 世纪60 年代日本制定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已经突破了旧式日本财阀、典型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桎梏。其“计划”的开篇即是:“本计划的最终目的是极大地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和实现充分就业。为此,必须极大地谋求经济的稳定增长。”到1970 年,日本年均增长率为10.9%,国民生产总值先后超过法国、德国,位居世界总量的第二位,人均实际消费水平提高了2.1倍。基尼系数长期维持在0.26 的水平。日本的收入、消费和美国的区别是巨大的。日本这一“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总体上是成功的,对我们今天启动内需是很有借鉴意义的,只要我国的开放国策不变,我们就应以开放的心态看待日本经济发展的这段历史。
   何谓开放?开放就是放弃僵化的思维定式,去观察发展变化的客观世界,对适用自己的东西学习消化,对不适用者警惕不做其俘虏。实际上,19世纪典型的资本主义,以及20 世纪传统的苏联式社会主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今天的人们能不与时俱进吗?
   世界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工业化的发展已经走过了蒸汽时代,走入了发电机时代,现在又进入了新的再生能源、绿色生态经济的时代。
   我理解绿色生态经济时代的到来,就是一个人类自救时代的到来。它从一个人的呐喊,引起联合国、全球人民的回应;从一本书《寂静的春天》到《京都议定书》的签署,说明了人们更高层次理性的醒悟和良知的扩大,使我们最终认识到:“人类只有一个地球!”
   应该说,我国对此问题的认识还是很早的。1979 年9 月我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20 世纪90 年代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环境保护行动计划》。我国煤产量现在已达到27 亿吨,石油用量已近4 亿吨,钢产量为5 亿吨,但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仍未根本转变。比如我国目前电站装机容量已达到8 亿千瓦,相当德、法、英、意等五国的总和,但效率如何呢?我国的GDP 总量已居世界第三,这当然好,但也要警惕为此付出的代价到底是多少?
   我国进入21 世纪后,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又充实了对“节能减排”、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等亟待具体落实的任务,非常正确。为了不折不扣地完成这类任务,那么相应的环保、生态指数也应在国民经济指数中得到反映。
   总而言之,经济工作是相当复杂的,尤其在一个13 亿人口、还存在着经济二元结构的大国,要做好经济的工作尤其艰巨。我们在考虑经济建设的全局时,国内生产总值势必要考虑,如果更加重视国民生产总值、居民可支配收入等指数,再加上节能减排、绿色生态等考核指数,才能更加全面衡量我们经济发展的质量。
   中国的经济带动了中国和世界的发展,犹如一辆牵引力极强的火车头,但有人指出,这是高污染、高能耗、高成本的“红色火车头”。只有把“红色火车头”变为“绿色火车头”,满足人们新的需求,从而把绿色的农业消费品、工业消费品源源不断地输往国内、国外各地,中国才称得上是一个市场化改革成功、政府负责、人民努力又安居乐业的社会主义大国。
  
本文后记
   21世纪的到来,为国民经济发展又带来新的生产需求和消费需求。这是耀邦同志已无法看到的经济、社会课题。低碳经济、绿色GDP、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保护,已成为今后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非常希望我国的“十二五”规划充分把新时代新需求的重要性、必要性、迫切性写足写够。有的科学家说,人类只能再生存二百年,如果人们想存活繁衍得更久远,不受自然和自己引起的灾祸的惩处,那就必须对今后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需求和消费形态有全新的认识和作为。
2010年10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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