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会做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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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1-3 10:39:3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在笔者看来,“老年人危机”的根源不在于“养”的缺位,而在于现代性进村背景下农民家庭转型带来的家庭再生产模式之变,即农民家庭由简单家庭再生产模式转变为扩大化家庭再生产模式。扩大化家庭再生产模式是家庭转型之所以可能的核心。通过扩大化家庭再生产模式,现代性的力量进入农民家庭内部,重塑了代际互动的模式和父代老化的路径。
在农村调研时,常常听到农民感慨,如今“媳妇成了婆婆,婆婆成了媳妇”。农民幽默而又略带自嘲的话语表达了他们对于婆媳关系变迁的朴素感受。当前农村中都盛行谈论“好婆婆”的标准,“好婆婆”而非“好媳妇”的话语盛行的背后,凸显了媳妇的强势,婆婆的弱势。
婆媳关系是代际关系的敏感内容和重要标志,婆媳关系的颠倒折射出了当前农村代际关系的深刻变迁。近年来笔者在全国多地农村的调研发现,当前农村中代际之间发生直接正面冲突的情况越来越少,代际之间越来越呈现出温情脉脉的画面,农村老年人似乎可以预期一个幸福的晚年。不过,随着调研的深入,才渐渐发现在温情画面的背后,农村老年人的生活状态并不令人乐观。2014年初,笔者在江汉平原农村调研时,当地老年人的生活状态深深地触动了我对老年人处境的理解和认识。“死亡”和“自杀”是在与老年人访谈时经常听到的词汇。尤记得访谈中遇到的一个70多岁的老婆婆,她有三个儿子,现在老两口和儿子分开单过,主要靠自己种口粮田为生,当问及她今后的打算时,她随口说了一句:“真不行了,树丫子上挎着(即上吊的意思)!”老年人对死亡的这种坦然心态和明确预期使笔者意识到,当前农村老年人关于生命、生活和价值的观念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
当然,激烈的自杀事件并非老年人危机的普遍表达方式。相对于自杀的极端行为,更进一步的调研发现,农村老年人面对家庭内外的压力普遍表现出相对克制和隐忍的状态,他们在为子代的付出和操劳中,不断地赋予这种生活状态以意义,从而形成了外人看来温情与和谐的生活画面。笔者在感动于农村老年人的伟大乃至悲壮之余,不禁觉察到在现代性进村和家庭转型过程中,农村老年人所遭遇的深层危机,这种危机在表面上温和平静,但内部则可能暗流汹涌,将老年人深深地卷入其中。
当前农村日益普遍的情况是,老年人既难以心安理得地享受子代的供养,同时子代的冷漠也未能激发老年人的怨恨。老年人反而时常认为自己是子代家庭的负担与累赘,因而普遍持一种自我否定的生活态度。那么,老年人对自己存在状态本身的否定是如何发生的?我们该如何理解当前农村老年人的生活逻辑与生活状态?这些都是本书试图探讨的问题。一般认为,老年人的境遇是家庭变迁的晴雨表。在传统家庭文化结构下,以家长制为基础的“长老秩序”标示着老年人的地位和威望。自五四运动以来,在“冲决罗网”的革命口号下,中国家庭的现代转型逐渐开启。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现代性力量借助市场化和城市化等机制席卷农村社会,中国家庭的运行机制和实践形态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以“过日子”为核心的平和状态被打破,农民家庭越来越深地嵌入到市场经济与市场社会之中,这进一步促成了家庭动力学机制的改变,家庭内在的均衡性逐渐被打破,从而改变了“老化”的家庭脉络和“老年”的家庭地位。
农村留守老人
纵向的代际关系是中国家庭关系最为重要的维度,也是理解老年人问题难以绕开的方面。传统社会中父母在儿子成婚之后逐渐成为子代的供养对象,子代对父代的及时反馈维系了中国家庭秩序的稳定,并且让老年人的家庭生活可预期、可持续。1980年代以来,中国农民在融入市场社会的过程中虽然实现了家庭经济收入的显著增长,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穷争饿吵”的家庭生活状态,提高了农村老年人的自养能力和生活质量,且国家出台的“新农保”政策也为农村老年人提供了一道最基本的生活保障。然而,正如笔者在开篇中提出的困惑,似乎养老问题的改善并不必然意味着老年人危机的消解。结合笔者在全国多地农村调研的情况来看,相对于农民家庭经济状况的改善和收入机会的扩展,老年人的处境并不那么令人乐观:一方面,老年人普遍维持低度消费甚至“零消费”的状态,这是一种近乎于基本生存状态的消费水平;另一方面,老年人则表现出普遍无所求于子代的生活态度。
这意味着我们不仅要关心作为养老对象的老年人,而且也要关心作为生活主体的老年人,老年人是以一个能动的主体参与家庭再生产过程,它具体表现为“老化”的过程。养老视角虽然从“老有所养”的预期出发触及到了老年人危机的一些层面,但养老视角并未能真正深入农民的生活逻辑,因而难以揭示和展现老年人自身的主体认同与生活体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转型时期老年人的真实处境。一般而言,老年人首先是身体上的弱者,在身体衰弱的情况下,其生活风险系数较高,且抵抗风险的能力较弱,疾病、残疾、丧偶等经济的、生理的或心理的问题似乎也就成为困扰老年人的主要问题。但是,转型时期的农村老年人群体除了要面对这些偶发性遭遇之外,还面临着现代性进村带来的普遍性遭遇和结构性压力,后者构成了包括老年人在内的所有农民不得不面对的“社会事实”。
在这个意义上,农村的老年人不仅处于个体生命历程之中,而且也处于家庭再生产过程之中。老年人是由特定阶段的青年人、中年人逐渐转化而来,随着家庭再生产的展开,其作为家庭成员的身份逐渐更替。因此,“老化”不仅是随着个体自然生命推移的时间过程,而且深深地嵌入在家庭再生产的具体脉络中。因而,我们对当前农村老年人境遇的理解,需要进入农民家庭再生产的具体过程之中。基于此,笔者认为对老年人危机的阐释不能脱离中国农村家庭的运行机制,老年人危机是在特定家庭再生产过程中逐渐“生成”的产物。本研究将系统考察1980年代以来现代化进村过程中农民家庭在资源、权力和价值等不同层面的再生产机制,揭示农民家庭如何面对现代性压力和调试家庭再生产的路径。农民家庭的现代性调试不仅使得家庭转型得以可能,而且也扭曲了父代的“老化”过程,进而孕育了当前农村的老年人危机。因此,通过中国家庭转型的独特机制和路径,理解农村老年人危机生成的逻辑,是本文的基本问题意识。本研究基于华北农村的田野调研,以现代性进村为背景,以家庭再生产为分析框架,通过阐释农民家庭转型的机制和路径,展现当前农村老年人危机的生成逻辑。
农村老年人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学界关注的焦点,但已有研究主要将老年人问题视为“养老问题”,因而老年人问题就被转化为老年人能在多大程度上获得物质支持和生活照料的问题。在此视角下,老年人被视为“养”的对象。在家庭养老的理想与现实之间出现差距时,老年人问题就从家庭内部溢出,外化并被建构为一个社会问题,因此,基于养老视角对老年人问题的关注就很容易与政策研究对接。当然,这一研究视角对于从政策层面改善老年人的生活状态有很大助益,但其不足在于,以“养老问题”替代了对“老年人问题”本身的认识和理解,从而忽视了老年人危机的复杂性、深刻性和丰富性,难以形成对于老年人危机的系统性理解。事实上,养老问题只是老年人危机的一种可能后果。即使解决了“老有所养”的问题,则是否因此必然能够化解老年人危机?
在笔者看来,“老年人危机”的根源不在于“养”的缺位,而在于现代性进村背景下农民家庭转型带来的家庭再生产模式之变,即农民家庭由简单家庭再生产模式转变为扩大化家庭再生产模式。扩大化家庭再生产模式是家庭转型之所以可能的核心。通过扩大化家庭再生产模式,现代性的力量进入农民家庭内部,重塑了代际互动的模式和父代老化的路径。本书透过家庭转型的逻辑来理解当前农村的老年人危机,并将家庭转型进一步操作化为家庭再生产模式的转型,从而将老年人危机放置在农民家庭再生产的过程中,认为老年人危机是扩大化家庭再生产的必然产物。对于父代而言,扩大化家庭再生产的过程实际上是父代向子代进行家产转移、权力让渡和价值依附的过程,这也是父代家庭“老化”的基本路径。扩大化家庭再生产模式下父代“老化”的家庭脉络为我们洞察家庭转型过程中的老年人危机提供了绝佳的窗口。
当前农村老年人危机具有特定的时代意涵。中国目前正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面对现代性带来的流动、分化、发展与风险,农民家庭通过再生产模式的改变进行了积极的调整和适应,家庭由简单再生产向扩大再生产的转型为农村老年人危机的孕育和生成提供了基础。如果脱离了家庭转型的时代背景,研究视野便难以从个体性和偶然性的生命遭遇和人生际遇中抽离和超越,也就难以洞察到当前农村老年人危机的深刻性。
自古以来,“老了”就意味着思想和身体的过时,但在传统社会中,“老了”也意味着父代可以坐享天伦之乐,虽然在物质普遍匮乏的时期老年人在物质上也难以达到丰盈的状态,但其在心理上总是坦然的。而在当前农村,“老了”不仅意味着思想和身体的出局,而且老年人在心理上也难以保持坦然的心态。实际上,老年人在家庭权力结构中的边缘地位和价值上的依附性也说明,老年人问题绝不仅仅是“养”的问题,因而,不能将老年人危机化约为养老问题。
本书立足于家庭再生产的框架展现转型时期父代“老化”的能动性过程,由此揭示了现代性进村背景下变异的“老化”脉络。在简单家庭再生产过程中,父代“老化”的过程也是其逐渐走向家庭中心地位的过程;而在扩大化家庭再生产模式下,父代“老化”的过程则是其逐渐走向底线生存、边缘地位和价值依附的过程。也即,扩大化家庭再生产不再以父代及其“老化”为核心,而是以子代家庭的成长和发展为核心,家庭再生产重心的转换意味着父代“老化”的过程在本质上成为其“学会做老人”的过程。因此,在家庭再生产的过程中,老年人并非天然地处于被动和边缘的地位,从父代“老化”的脉络来看,老年人正是在扩大化家庭再生产的塑造下经历了一个从中心到边缘、从主动到被动、从主导到依附的状态。
所谓“学会做老人”,意味着现代性进村和家庭扩大化再生产消解了老年人传统行为规范的正当性,“老年人”的身份和行为逻辑必须根据新的形势和目标而调整。“学会做老人”反映了现代性进村背景下老年人的基本处境:老年状态不再是一种自然和坦然的状态,相反,现代性进村的过程也是老年人持续、主动但又颇有些无奈地塑造自身的过程。老年虽然不再是一个值得预期和充满希望的人生阶段,它变得富有挑战,充满不确定性,但是,在代际之间深度整合(以代际失衡为基础)中,老年人对子代乃至孙代家庭发展面临的风险和压力感同身受,并不断地转化为“学会做老人”的动力,进而认同这套对自身不利的、新的家庭秩序和村庄秩序。在这个意义上,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农村老年人是以能动性主体的身份再生产了其自身在当前时期的艰难处境,这即是“学会做老人”的吊诡之处。并且,正是这一点也展现了老年人危机的辩证性:作为能动主体的老年人虽然在“老化”的过程中抽离了自身的主体性价值,却也因此成为当前农民家庭转型的重要支点。
仅剩最后八个村民的浙江岙陈村
家庭转型塑造了“功能性家庭”的实践形态。功能性家庭既是一种发展型的家庭结构,同时也是一种压力型的家庭结构。传统意义上的家强调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相互依存,它给那些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年人以生活的保障。然而,平和的家庭生活逻辑为老年人提供的这种温情保障,在功能性家庭中被降到最低度的状态。现代化背景下,家庭绵延被导入了一种“压力型体制”,在更为强劲的外生型家庭动力的冲击下,家庭内在的均衡体系逐渐瓦解。
现代性是农村家庭转型的外在动力。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国情和村庄地方性社会的场域塑造了中国农村现代性的实践形态,抽象的现代性被转换为以发展为核心的竞争,在此过程中形成的分化和流动则进一步强化了农民的发展压力。因此,农民的人生任务就不仅仅只是由结婚、生育等构成的低水平循环,而且还包括支持子代和孙代的婚姻、教育、买房和进城等等发展性目标的实现。同时,在激烈的竞争之下,这些本可以渐次完成的人生任务,日益聚焦于在特定的生命节点、以特定的事件为媒介来完成。其中比较典型的是,农民的婚姻、买房、进城和教育的需要相互强化并捆绑在一起,向农民家庭注入了强劲的动力,催生了功能性家庭的形成。
在这个意义上,功能性家庭是农民对接现代性的主要媒介,也是农民家庭主动回应现代性的产物。它赋予农民家庭以极强的能动性。在功能性家庭内部,父代与子代的合力涌现出持续的能量,这些能量和资源不再弥漫于整个的纵向家庭之中,而是集中于特定的焦点,功能性家庭因而提供了中国式社会流动的独特路径。通过将所有的资源集中到家庭的扩大化再生产过程中,转型时期的农民家庭因而涌现出较大的活力,构筑了实现中国梦的坚韧基础。
在功能性家庭的视角下,农民社会流动并非单纯的个体性行为和短期性行为。农村城市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对于一般农业型地区的绝大部分农民而言,市场化的末端地位意味着现代性造成的压力大于机遇,因此,农民的城市化往往需要通过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实现,“接力式城市化”几乎是其必然选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农民家庭的理解,就不能着眼于一时一地的暂时状态,而是要进入农民家庭的运行机制,着眼于家庭再生产的长期而持续的过程。
这样来看,当前学界关于“流动家庭”与“留守家庭”的认识和争论就比较片面了。这种视角只看到了现代性之于农民家庭的消极后果,却忽视了在“流动家庭”与“留守家庭”城乡空间分离、家庭结构离散的背后,实际上是代际之间存在的紧密的功能性关联。更应该看到的是,家庭的空间分离在一定程度上纾解了家庭内部矛盾和“接触性纠纷”等家庭政治过程对扩大化家庭再生产过程的干扰,绵延的家庭生活逐渐转化为一种共时性和当下性的家庭事业,从而引导着留守的父代与流动的子代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努力。
当然,家庭转型并非没有代价。功能性家庭的内部化机制虽然弥合了子代与父代之间的裂隙,在资源、权力和伦理等方面形成了代际之间高度整合的状态,但是,功能性家庭也具有排斥机制:一方面,随着父代的老化,他们之于家庭的价值逐渐由正效用转化为负效用,因此逐渐退出功能性家庭的动员型结构;另一方面,即使是未直接参与到扩大化家庭再生产的老一辈农民,面对现代性的压力,往往也基于扩大家庭基础上的伦理自觉而产生自我排斥。由此可见,功能性家庭重新定义了家庭中“代”的范围和边界,一个理想的功能性家庭往往表现出“三代家庭”的外观,即由中老年父代、青年子代和孙辈构成的家庭合作单元。为了与传统的三代家庭进行区分,笔者称之为“新三代家庭”。新三代家庭可以视为功能性家庭的一种具体形态,在家庭主体构成上表现为主体的选择性整合机制,它具体包括选择性吸纳与选择性排斥,二者构成新三代家庭选择性整合机制的两个维度。选择性吸纳指的是对具有劳动能力的父代家庭的整合与吸纳。而选择性排斥指的是对不具有劳动能力的高龄老人形成排斥。
因此,以新三代家庭为框架,新的家庭成员不断进入,老的家庭成员则不断退出。由此可见作为扩大化家庭再生产的内核,新三代家庭虽然是纵向家庭结构的一种形态,但它更强调家庭的现实功能与目标,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家的整体性,即家之整体性的内在均衡被打破,代际剥削的结构逐渐成形。在“过日子”的无限时间绵延中的家庭过程,在现代性的压力作用下,产生了时间的凝缩,家庭再生产的任务被集聚到了一两代人之内,它既模糊了家庭的历史,也就模糊了老年人存在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同时,它也模糊了家庭的未来,未来不断地被置换到当下。
在这个意义上,当前农村老年人危机折射的不仅是老年人的群体遭遇,它反映了这个特定时代背景下农民家庭渴望融入和接应现代性生活的奋斗壮举。老化是每个人的最终宿命,当前的家庭转型,为农民家庭的流动开启了新的机会和空间,但也使其付出了相当的代价和痛苦。梦想与痛苦统一并共存于奔向老年的过程中。因此,理解家庭转型和转型家庭,不能只看到农民家庭生活之痛,而且也要看到这痛苦之中所涌现出的活力和希望,它本身就构成了为所有家庭成员共享的价值。老年人危机,在这梦想的映照之下,也就有了一丝悲壮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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