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南:从谭其骧先生说“大学生看不懂古书”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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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3-13 15:11:0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刘世南  
   谭其骧先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的权威。据说“文革”前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曾邀请他作学术讲演,他对当时轻视基础培养的学术风气,“表示愤愤不然”。“他说现在的大学生看不懂古书,读文言文断不了句,这怎么可以!因此他主张出版社出古书,多出没有标点的影印本,即使排印也不要加标点,让学生自己去断句去标点,使他们得到锻炼的机会”(钱伯城《问思集》,第292页)。
   但是,在我看来,谭先生这种“锻炼”方法,是治标而非治本,即使出版社真照他说的去做,也达不到“基础培养”的目的。只要看一看近年来整理古籍的现状,就可证明。仅以我所见《明诗话全编》和《袁枚文集》的标点,就可以看出谭先生的方法是不能奏效的。因为这些标点者,绝大多数正是选取没有标点的古书加以标点的,结果错误百出。而少数照抄别人标点的(如《明诗话全编》选叶盛《水东日记》一节,此书有中华书局标点本),也以讹传讹,跟着错(中华标点“苏文生吃菜羹”为“苏文生,吃菜羹”,不知此语出自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苏,苏轼)。这些标点古书的人,由于没有扎实的国学基础,所以再怎么多次去标点古书,也仍然不可能提高。
   但是,谭先生的“愤愤不然”,却可以看出有识之士早已对这种状况抱有深忧。奇怪的是,从1962年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仍然没有看见学术界讨论和解决这一关键问题。我常奇怪,从电视上可以看到体育界培养运动员,京剧界培养演员、琴师,都是从基本功抓起,苦学苦练,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怎么人文社会科学界却对长期轻视基础培养的状况漠然置之?
   自1979年以来,我写过几十篇这方面的文章,希望引起学术界的注意,似乎应者寥寥。大概是教育体制关系。现在,我想再一次通过一个实例,来说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然后提出我的解决方案,供大家参考、研究。
   最近,我看到一本名为《近代的初曙》的书。由于作者对国学的经典著作不熟悉,以致在引用古籍时,标点符号错了很多,而引用后偶一发挥,便成为“郢书燕说”,加上作者古书接触得少,更不明古文章法,所以断句多误。这里分为三项,举例说明。
   甲、经典不明致误的。例如,“有顾氏之书,然后三代之文可读,《雅》、《颂》之音各得其所语声形者,自汉晋以来未之有也。”(第26页)按:应为“《雅》、《颂》之音,各得其所。”此用《论语·子罕》:“《雅》、《颂》各得其所。”
   乙、不明古义致误的。例如,“(袁枚等人)仅仅局限于对男性情欲的满足,而对女性的‘无旷’、‘无怨’不予重视”。(第154页)按:《孟子·梁惠王下》:“当是时也,内无怨女,外无旷夫。”达到婚龄而无偶的女子叫“怨女”,同样的男子叫“旷夫”,故女性不能称“无旷”。
   丙、不明文意致误的。例如,“(顾炎武)孤僻负气,讥呵古今,人必刺切,径情伤物。”(第25页)按:应为“……讥呵古今人必刺切,径情伤物”。刺,指责。切,严厉。此言顾氏批评古人或同时代人,总是严厉地指责。
   综合上述三项,可知从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首先必须把国学(经、史、子、集)的基础打得结结实实。而且要多读古书,透彻理解其字、词、句的意义和用法。但我不赞成让小学生读“四书五经”,因为他们长大后并不都从事文、史、哲研究。而大学文科生,尤其是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而又涉及国学的,却必须补上基础培养这一课。
   我写此文,正是“心所谓危,不敢不告”。现在有些中青年学人,心态非常浮躁,总巴不得早日著书立说,成名成家。其实不揣其本,结果必定事与愿违,著书而不能立说,徒成文化泡沫与垃圾,以讹传讹,贻误后学。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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