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达:沉重的戊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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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3-3 11:45:4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size=0.9em]2018年又逢中国农历戊戌年。120年前,还是满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发生了著名的 “戊戌变法” ,又称 “百日维新” 。

“戊戌变法” 是在什么历史背景和条件下发生的呢?一言以蔽之:是在中国 “输急了”“ 再也输不起” 的情况下爆发的。

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中国就不断输给西方列强,动辄赔款割地挨打。一味墨守成规无疑等于自取灭亡,而本能的直观反应就是应效法西方的坚船利炮。于是有了李鸿章和张之洞等为代表所倡导的 “洋务运动”,试图在“换汤不换药” 的前提下挽救民族危亡。

但以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为标志,“洋务运动” 终告失败。满清王朝除非在政治社会体制方面脱胎换骨,否则已是无可救药。作为“最后一搏”,清王朝 (主要以年轻的光绪皇帝为代表)试图采纳先进知识分子康有为梁启超等的 “君主立宪”主张,于1898戊戌年夏天开始实施变法。维新的主要内容包括:废八股、办新学、鼓励私人工商资本、建新军、解除报禁,等等。

但这些貌似“温和”的变法举措,却只实行了短短的100天,便遭遇失败,革新派要么遭杀头正法,要么被迫亡命海外。失败的主要原因有三个:首先,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保守势力事先为变法划下了底线:“凡所施行之新政,但不违祖宗大法,无损满洲权势,即不阻止”。即一旦变法触及威胁到其权力架构和既得利益,他们便毫不犹豫地出手镇压。

再者,革新派没有掌握军权。原来指望操练新军的袁世凯能助变法一臂之力,哪知袁氏在关键时刻临阵倒戈,反倒出卖并镇压革新势力。在中国这种“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政治文化和历史氛围内,没有军队鼎力支持(或至少持中立不介入立场)的任何政治改革都难以真正实现。

最后,就是“戊戌变法”在手段上基本属于宫廷操作,缺乏社会和民间各界的广泛呼应与配合,也就造成了革新派的势单力薄。作为一个封建帝制文化传统深厚的民族,没有充分唤起民众的革新,就等于是作茧自缚。



“戊戌变法”流产了,或堪称惨败。但满清王朝其实也没得到多大便宜,并随之步入其历史残局。清朝统治集团对循序温和改革尚无法容忍,反倒促使孙中山为主导的激进“共和派”前赴后继渐成气候,终于在1911年颠覆推翻了清朝统治,建立中华民国。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戊戌变法”的领头人物曾试图说服清廷效法俄国的彼得大帝改革,削弱传统贵族势力,和日本实行君主立宪,内阁负责制度,来推动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变革。但清朝的最高统治者却对有限的权力妥协及转让都难以容忍,“戊戌变法”也就注定难以成功了。

站在宏观的立场上回望20世纪中国历史,满清王朝的自私自利顽固不化,导致激进革命不断爆发,其实并没有给中国社会和民族素质的整体进步提升带来多少益处。对于权力放不下,似乎权力是个命定不可妥协退让的东西。如此落后,自负和愚蠢的思维误区,极大迟滞了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发展,导致中华文明难以真正自立于世界的先进行列。

于是在中国所发生的一切改革,首先必须回答一个关键重大问题,即能否容许改革可能造成现有当权者的利益消弱限制,甚至地位放弃转让?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则所谓改革必定事倍功半,甚至半途而废。

在120年后的今天,当年“戊戌变法”的改革目标都已充分实现了吗?应该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当代中国仍在与腐败堕落的规模赛跑,与利益集团反对改革的势力赛跑,与世界主流政治社会体制的挑战赛跑。稍有懈怠,就可能导致满盘皆输。在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面前,中国和中华民族仍面临重大的历史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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