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胡鸿:“蛮夷”如何变身“华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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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7-14 16:31:2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sanmao 于 2018-3-29 11:23 编辑

澎湃新闻:从先秦到秦汉,华夏化是否有一个重视血缘(譬如商周的宗法制)向重视文化(春秋战国)的转变?如果存在,这个转变是怎样发生的?

胡鸿:我认为不存在这样的转变。按照我的分析,华夏或有夏这个符号所指的人群只有在西周那个时期特别重视血缘,当然,到后来,说自己是华夏的时候肯定也会不可避免地涉及到血缘这个问题,就是所谓的与古代英雄祖先搭上关系。应该说,到秦汉以下,华夏化其实既不特别重视血缘也不重视文化,重视的是政治身份,比如在不在政府的户籍系统里面,是民还是夷,是附塞蛮夷还是归义蛮夷。把编户即“民”等同于华夏是总体情形,但有时还有一个过渡阶段,即进入了编户,但之前的非华夏身份还会被大家记住,经过几代之后,这个记忆被慢慢磨平,最终成为正常的民。

澎湃新闻:书中指出,上层人物可以经由家世血统攀附黄帝来变身华夏,而普通民众只有成为帝国的编户齐民,才可能成为华夏。那么,上层为什么不通过法律来转换身份,由夷变夏?下层民众为什么不能通过攀附来变身华夏?

胡鸿:其实王明珂先生的《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那本书里触及了这个问题,他提到除了地理意义上的华夏边缘以外,华夏边缘还存在于社会阶层上,他举的例子是土司往往说自己是汉人镇守军队的后裔,他下面统治的才是蕃人。这是王明珂先生一个非常敏锐的观察,在古代的很多民族中都有这种现象,即攀附是从上层开始的。比如北魏时期拓跋族的华夏化就是如此。北魏的皇室有受到最好的教育的机会,所以他们最早接受华夏文化;而勋臣集团的代人就要滞后一点,在孝文帝时代,就已经显现出了这种差距,华夏化存在阶层间的差异。



家世血统的攀附需要依赖家世谱系,因此底层的攀附要到出现家谱族谱之后才能看到。中国的普通家庭出现家谱大概是从宋代往后,一般是从明代甚至是清代开始。底层的族谱会把自己祖先追溯到汉代甚至是先秦史书中记载的某个人。以我自己的姓氏为例,大别山区的这支胡姓,按郡望自称是安定胡氏,说从江西迁入,中古以来安定是胡氏中郡望最高的一支,所以大家都会说自己是安定胡氏,但事实是不是这样就不得而知了。汉字撰写家谱,意味着接受了汉文化,自然就会把汉代作为典范的时代,把三代作为黄金时代,找祖先首选五帝三王名相名将,这就是使用汉字书写文化后对人们思维和认同的影响。

家谱族谱出现以前,我们很难看到下层民众的攀附情况。下层基本都是被政府登记了户口、承担了赋役,而后被划定为华夏,成为所谓的民。另一方面,顾炎武已经说过,普通人是在汉代以后才开始有的姓氏,在这之前,他们大概没有能力追溯太遥远的祖先。因此我认为我们应该这样看待这个问题:这个时期,上层可能有更多的文化资源和能力去做主动的攀附,而下层往往没有知识,不知道该攀附谁,或者他们自己的追溯没能表达和流传下来,因而在史料中所见的他们,更多的时候是被动地等着被划分、被教育。

澎湃新闻:南方、北方的华夏化分别受到怎样的制约?这种制约对南北方的华夏化道路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胡鸿:南北方的华夏化过程其实像人字形的结构一样,在秦汉前面是一条线索,到后面就朝着两个分叉发展。简单来说,南方是一个旧的华夏帝国的延续和扩大,还是由原来占据着华夏名号的人群集团在统治着;北方,所谓的五胡,原来是被排除在华夏圈子之外的,所以他们开始主导政权之后,面临着是继续坚持自己的非华夏的身份,建立一个完全不同的统治模式,还是通过某种方式最后把自己变成华夏的问题。

十六国的历史其实很复杂,并不是所有政权最后一定都会走向华夏化,只能说在历史中往下传承下来的政权恰恰都是走向了华夏化的政权。许多政权附塞已久,很熟悉华夏的制度,一旦建立起政权,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到一些汉族文化人,让他们按照已有的制度进行社会动员,把人们组织起来,因为在那个时代背景下,没有足够的时间再去发明或者从外引进一套新的组织理论和政治制度。另一方面,北方这些政权没有自己的文书,但他们又需要文书来发布命令、登记人口等。文书行政是一个非常强的传统,改朝换代以后,文书格式不一定会变,它的技术性质最后会上升到政治性质或者说政治文化性质。北方政权可以不管华夏之说,强调胡人是单于可汗的后代,是天之骄子。但是当这些政权运用了华夏的政治文化,就必须承认华夏的优越性,否认自己是蛮夷,最后陷入华夏话语体系中,只能说自己就是华夏,是黄帝之后。

以北魏为例,北魏到了中后期,引进越来越多的旧朝官员和文士来做幕僚和政府官僚,许多汉晋的政治文化制度也慢慢被带进来,如法律制度、选官任官制、考课制度、门阀制度等等。门阀制度原是被北族排斥的制度,因为按照门阀制度,门阀高低的标准在于汉代魏晋以来祖辈父辈的官爵,而北族的先辈们在魏晋时期多是夷虏,甚至还是奴隶。根据陈寅恪先生的研究,崔浩的悲剧之一就在于他过早地想要建立门阀制度,他当然为拓跋皇室做了充分考虑,将元氏与汉代的陇西李氏接连上,但他没有也无法顾及北族的勋贵,冲撞了他们的切实利益。另外,华夏化程度加深,文治倾向随之变强,文人得势,北方以马上征战立身的武人则失落,二者也有冲突,北魏后期北镇与洛阳的分裂就与这种冲突相关。所以可以看到,北朝的华夏化并非直线发展,期间也有其他尝试,不断出现反对力量。北魏孝文宣武时期,华夏化力量达到压倒性优势;到了魏末,反华夏化力量加强;六镇之乱以后,到北周北齐的建立,其实一定程度上又一次重复了北魏的发展历程。所以,北方的华夏化确实存在阻力和制约。

南朝情况不同,南朝统治者本身就是华夏,所以不存在要不要华夏化的疑问,而是重视如何把华夏的政治体系向原来统治不到的山区扩展。六朝时期,山区的蛮人力量强大,甚至胜过两汉,经常让政府军队无可奈何。蛮人强大以后,政府只能和他们妥协,给他们加官进爵,后来发现这个办法比打仗更有用。于是,政府就逐渐以收编当地人的形式把国家的郡县体系推进到原来统治不到的地区。

总体而言,南北方所面对的形势是不一样的,北方统治者有选择,可以选择要不要变身华夏,而南方没有选择,只需考虑如何扩大华夏的统治范围。


澎湃新闻:在十六国时期,北方政权相互竞争的现实是否会加剧这些政权的华夏化?而南方,如果站在山地民族的立场,他们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胡鸿:华夏化事关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应该说,这种合法性不能过于强调,因为它不会直接影响政权的生死存亡,只是关系到史书上会如何记载,是锦上添花、粉饰太平的手段。但是统治者也不会随便对待,他们仍旧会有意识地争取合法性,比如他们会争真命天子的名声,会追问天上的星象到底应在谁的身上,会欢迎地方上不断地上报祥瑞。所以最初,合法性并非很关痛痒,但有则更好。随着政权从征服进入稳定常态,合法性会得到更多的重视,但十六国大多没撑到这么久。

南方与北方有很大差异。如果说东亚世界有一个可以与中国相提并论或相互抗衡的政治文化的话,那就是草原游牧帝国的传统。草原游牧帝国很强大,而且其面对的他者不仅是中国,也有西域和朝鲜半岛等,所以它不仅是中国的边缘,它自身也是一个中心。与之相比,南方的地形和经济形态决定了这个地区的政治体系比较破碎,所以几乎没有建立一个可以与中原政治体相抗衡的高级政治体,最多只能达到滇国、夜郎这种级别的政权。当华夏帝国的势力到来时,南方山地民族是没有任何抵抗力的,他们只能考虑如何保全自己,如何能够在这个体系中获得更多利益。平原、河湖等地理位置较好、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已被中原占领,山地民族不得不加入中原的交换系统,这种经济上一定程度的依赖,会使山地民族与中原的政治联系不被切断。另外,在山地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而是部落林立。率先与帝国建立良好的关系,得到帝国的支持,就能够首先强大起来,号令周围的部落,所以这也是一件互惠互利的事情。东汉之后,帝国解体,原来地方上很强的华夏网络在一定程度上衰败了,周边平原上的郡县城邑互相成了敌对关系,山区里面的人强大起来,但他们并没有想到建立一个取代帝国的新政权,而是通过在两边政权间反复选择立场来获得更多政治资源的输入,于是不知不觉中更深地卷入到了华夏的政治体系之中。

当然,南方山地人群也存在逃离的情况,即反抗华夏化,反抗被纳入国家的编户体系,这点在鲁西奇老师《释“蛮”》和罗新老师《王化与山险》这两篇文章中谈到了很多。进入华夏体系对于山地人群固然有美好的一面,因为在山里的生活十分艰苦,官府军队随时可能抓他们去贩卖做奴隶,投奔了华夏体系之后可以得到一定的保护。但是进入华夏体系也并非一定就是好事,因为代价是要承担更重的赋役。所以在这过程中,不断有人在两面跳,有时被引出平土成为熟蛮,但当赋役突然苛暴起来,承担不了就又逃到山里,被追急了则依托山险进行一定的军事反抗,如此反反复复。山地族群始终没有推翻华夏体系建立新制度的想法,他们只是在苦与更苦之间不断地进行抉择。




澎湃新闻:
华夏体系为什么扩张到南方的东南亚就停住了?帝国的突破口或者说极限在哪儿?

胡鸿:帝国的扩张当然是有限度的,首先就是物资补给的问题。新征服的地区有时候甚至连语言都不通,能够做到的就是让这个地区的人民不进行大规模的武装反抗,想让他们踊跃参军、提供粮食是很不容易的,因此在短时间内很难成为继续前进的补给基地。汉代将南方新拓展的疆域设为初郡,初郡的特点是无赋税、以其故俗治,就是不改变当地原有的政治组织和生活方式,不向他们征收赋税,这样他们才能安心地在名义上接受汉的统治。而想要在这些地区征召军队去征服更远的地方是不太可能的。另一方面,维持漫长的补给线还需要大量的成本,成本达到一定程度就无法承受,如海南岛设郡县以后,过了几十年,汉朝不得不放弃这个地区,就是因为维持的成本太过高昂。其次就是地形的制约。秦征伐岭南,岭南居民跑进山林中进行反抗,最后秦军也无法稳定控制。同样,汉代想攻进东南亚的雨林山区也是很难做到的。

最重要的是在那个时期,统治者并没有现代主权观念,不像现在重视寸土必争。对他们而言,反正天下都已被天命授予自己,“莫非王土”了,帝国也已占据天下中心的最美好的地域,多数蛮夷戎狄已经“朝贡”和“臣服”,那些不顺服的蛮夷迟早要沐浴王化的阳光,僻远之处一时冥顽不通的,更没必要为他们大动干戈。这种天下观当然有自我膨胀和自我安慰的一面,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却是和平主义的,而不是穷兵黩武一心追求领土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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