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的“出走”故事:我为何逃离公立医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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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7-23 13:14:2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廖新波称,六院之所以相对开明,也是因为其本身就是在夹缝中求生存。在中大所有附属医院中,六院最年轻最无影响力,缺少好医生是六院的切肤之痛,所以他们广纳人才,林锋当年本就是被广纳的人才之一。

  南方周末记者辗转联络中山六院院长,但其婉拒了采访。

  夹缝中的现实,让医生工作室也引来质疑之音:一方面享受体制内的诸多好处,另一方面在市场上捞钱,脚踏两只船。林锋对此非常反感,“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走穴、飞刀远比工作室赚钱多,而且还安稳”。他说,名医周末是没有停的,讲课、主持会议都是有收入的,“搞了这个工作室,我没时间去飞刀,甚至比以前穷”。

  6月2日,林锋还应国务院医改办邀请,专门递交了一份关于医生工作室的书面报告,随后又到人民网做了专访。6月10日,北京市卫计委也派了调研组到广州调研。

  这被解读为医生工作室某种程度得到了官方的关注和认可。

  林锋和张强也是朋友,他认为张强很艰难,“一定让医生彻底辞职,这难度就大了”。他说,医生工作室是要培养另外一个生态系统,让医生有一个过渡,随着生态越来越好,慢慢医生会做出选择,“一定要离开体制,不见得是现阶段最好的选择”。

  3“医生中介”为淤积的医生寻找出口

       无论是张强医生集团,还是岭南三剑客的医生工作室,都是走“名医策略”,“有品牌的医生才敢出来”。

  然而,大量淤积于公立医院体系里的普通医生,并没有这个自信。他们“没有品牌,没有资源”。

  阜外医院主治医生孙宏涛,即是这样医生里的一员。1999年医学院博士毕业后,孙宏涛就分配在阜外医院工作,目前是副主任医师。

  在公立医院里,像孙宏涛一样的中青年医生相对缺乏上升空间,也缺少资源,“比如做手术,病床有限,都是按照行政级别来的,先排主任的病人,再排副主任的,最后才会轮到我们,往往能安排的手术时间,都是在夜里。”

  多年的医疗改革,并没有培育出一个可以和公立医院体系抗衡的平台,病人看病只认那些大医院。同样一名医生,待在阜外医院就每天有很多病人求着,离开到民营医院病人就不会来找。“现在有了自媒体,有了微博,还好点”。

  医生如果对旧有体系不满,要么离开行业去卖药或者卖器械,要么继续熬。

  在阜外工作了近16年,孙宏涛一度身心俱疲,差点得抑郁症。他只得到过两次公差出国学习的机会,其中一次去德国心脏中心学习,这改变了孙宏涛的世界观,觉得“世界那么大,心眼一下子活了”。

  过去30年里,中国有300多位医生在德国心脏中心进修,几乎涵盖了中国心血管领域的优秀医生。2011年回国后,孙宏涛将这些人组织起来,在国家会议中心开了一次学友会,“当时就觉得可以大家组织起来做更多的事”。

  去年8月,北京出台政策,大力推进社会办医,允许医生在职开诊所,孙宏涛觉得机会来了——孙宏涛一直想开自己的诊所,但缺少投资,“当时众筹很流行,我们几个朋友就商量在微博发个帖试试看。”

  2015年3月4日,孙宏涛发出微博,征集创业诊所项目合伙人,反馈之热烈大大出乎他的意料,“电话就没停过”。孙宏涛觉得,大家都像火山一样被压抑了太久,找到一个出口就喷发出来。

  各种沟通后,孙宏涛的想法,也从简单的做一个诊所,变成了做一个平台,因为后者“想象空间更大”。

  他的这个平台叫做医生联盟,被媒体称为体制内医生集团。4月,孙宏涛正式注册了北京医生联盟有限公司。他说,之所以选在4月,是因为浙江当时推出了鼓励医生多点执业的具体政策,医生不辞职就能创业,降低了医生的抉择成本,“政策开了口子,时间点到了”。

  他说,如果通俗地解释,医生联盟其实就是医疗界的滴滴打车,通过医生联盟这个平台,让有需求的医院,和能提供服务的医生对接起来。

  对外宣布医生联盟成立至今,已经有100多名医生与平台签约,其中有60多人是以合伙人身份加入,剩下的是普通签约医生。

  孙宏涛称,这是自己反复思考权衡后设计出来的联盟管理模式,合伙人是医联的种子,享有股权但没有投票权,普通签约医生按劳取酬。既可以充分调动积极性,又不会让决策的效率太低。

  最初,孙宏涛将医联的主力医生,设定在像自己一样的,40岁左右,有成熟的技术能力,又缺少资源的公立医院“淤积医生”。事实也确实如此,后来登记身份证,都是70年代上下的,“他们的痛点最强烈”。

  这些医生虽然在出诊日和手术日非常繁忙,但实际上每周都可以有一两天甚至更多自由安排的时间,一些医生正是利用这些时间私下“开飞刀”。现在医联将他们组织起来,整体对外“出售”他们的空余时间,不需要他们辞职,不向他们收费,帮助他们联络多点执业的医院,提供外出授课的机会等,“咨询、感兴趣、加盟的医生非常多,100多个医生加盟几乎没费什么力。”

  平台另一端的民营医院,需求也很旺盛。孙宏涛称,医联现在将主要精力放在扩展合作的医院平台上。

  因为并未辞职,他目前只能和同伴利用周末休息时间考察可以合作的平台。虽然除了爱康的庇利积臣诊所,还没有一家正式签约的合作平台,但孙宏涛称,已经有几家医院合作意向很明确,比如山东的鲁中医院和苏州的明基医院等,“都在草拟合同”。

  孙宏涛称,医联将以提供技术支持或者托管的方式和这些医院合作。对方会按年给医联加盟费(医联的管理费用),医生去手术和看诊还会给医生支付诊费,医联会帮助他们扣税。在他看来,与医生零星的“飞刀”相比,医生联盟能给合作医院带来更多附加值,比如帮他们培训医生、授课、帮他们做市场,“一整套解决方案”,而且,医生集团手握众多医生资源,“李医生没有时间可以安排张医生”。因此,虽然需要支付给医联管理费用,但民营医院更愿意在“飞刀”和医联之间选择后者。

 “我们一起头,各种医生集团就出来了,全国医生都心痒了,说明这个事情有一定的合理性”,秉承理想现实主义策略的孙宏涛称自己选择的是改良的道路,更适合国情。

  虽然很多医生对这种不需要辞职的流动很感兴趣,但大部分加入的医生出于各种考虑还是不愿公开自己的身份,“我们的合伙人实际有60多个,但工商注册时只写了20多人的名字”。

  医生的担心,孙宏涛自己也有。被新华社公开报道后,他客气地给院长写了封信,谈了自己的想法,并承诺只是给医生们搞个平台,自己肯定不会去多点执业,院长没有回复。

  “我们搞了这个事情,医生们都在谈论阜外医院的谁谁谁,院长肯定压力很大”,孙宏涛说,前几天一个全国院长的会议,邀请他去演讲,自己考虑再三给推了,“我都怕我将来会被迫离开。”

  4 小诊所大挑战

        最初只是想开个诊所的孙宏涛,最后做起了“医生中介”。而原协和医院急诊科医生,微博名人女超人于莺,却在各种考量后,选择了全情投入开一家全科诊所。

  4月20日,位于北京亚运村的美中宜和全科诊所开业,于莺以诊所CEO身份正式亮相。这家全科诊所装修考究、环境舒适、开设了内科、外科、儿科、妇科、口腔科等8个专科,并设有手术室,规模和服务范围类似公立医疗系统里的社区卫生中心,却又在服务品质和理念上与公立医院截然不同,比如提供针对整个家庭的套餐计划,将有专门的家庭医生跟踪全家人的健康情况。

  2013年6月8日,于莺宣布从协和医院辞职,对外给出的公开理由是,玩不过并且不想和公立医院的评价体系玩了。她说对于射手座而言,自由比什么都重要。

  离职后近一年里,于莺都在重新调整坐标。不想轻易重新迈进医疗机构,她自称为了“赚钱养女儿”,开了一家售卖母婴用品的淘宝店,店名就是女超人于莺的店。

  然后,她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去了台湾,在朋友的帮助下,拜访了台湾数家医疗机构。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她发现自己其实非常想开一家属于自己的,两三个人精心打理的,为邻里照料好身体的小诊所。

  回到北京,于莺发现这个想法实现很难。开设诊所的选址,需要依据卫生部门的规划,她当时居住的通州区,规划中根本没有“小诊所”。而且,小的全科诊所在中国人习惯什么都到大医院看病的现实里很难存活,社保、转诊制度也不支持。

  后来朱岩把她推荐给了美中宜和的CEO胡澜。朱岩是于莺在协和的前同事,比她更早辞职,在深圳创业做高端儿科连锁诊所,美中宜和本有意与其在北京合作,但朱岩没有在北京开诊所的计划,就推荐了于莺。

  “去年4月,一个礼拜谈一次,就定下来要合作”,于莺说,双方在究竟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医疗上想法很契合。

  女超人变身CEO,从零开始为筹建新诊所打通关,回忆经过,于莺称最大的感受是繁琐,开一个诊所,医疗只能占到30%-40%的工作量,更多的是后勤,跟各部门打交道,采购、检验、污水、消防验收、保安保洁等都要牵扯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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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7-23 13:17:13 | 显示全部楼层

 包括要应付各级政府部门的各种会议、检查。她以前认为政府对民营医院是松散型管理,后来发现政府很上心的,“开诊所前就有人和我说,得专门招一个人去开政府的各种会,我还以为是开玩笑”。

  行政管理信息的不透明,也让于莺非常苦恼,“不是在开诊所的各个环节中卡你,而是他给你制定很多框框,但这些信息又是不透明的”。

  比如,以前计划生育的手术(取环、放环等),诊所是可以做的,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就不可以做了,政府部门也没有明确告诉你不行,但就是批不下来,不知道这个标准在哪里,“我们虽然设立了手术室,但很多手术是开展不了的”。

  这些现实困难,也是林锋选择工作室而非诊所的原因。中国开诊所很多限制,手续太麻烦,“正式诊所没多少,黑诊所很多,就是因为正式医生开诊所很困难”。

  尽管各种繁琐,于莺还是凭借在急诊科练就的和社会各色人等打交道的本领,将诊所推向市场。

  开业两个月以来,每个月来就诊的患者200多个,目前诊所有18名全职医生,大部分是于莺通过微博招来的,都是原来三甲公立医院的主治、副主治一级,有六七年以上工作经验的医生,“有想法的医生肯定有,需要一个人带着他们出来干。”

  原来在公立医院,流水线作业,患者络绎不绝,到了诊所初期门庭冷落,于莺说,医生们有“深刻的失落感”。

  于莺给他们提供了不低于原来在公立医院的灰色加正常收入总和的薪酬,但如何搭建一套不同于公立医院的激励体系,也是于莺重点在想的事情。

  除了全职医生,也有一些体制内医生集团来谈合作,但于莺发现很难对接。比如,管理部门对民营诊所查得很严,在这里出诊必须办理多点执业的手续,但很多医生不敢办,“不敢回去跟自己的医院说我现在在外面多点执业”。

  于莺观察,对于体制内医生集团,还有很多政策和法律上的模糊点,比如与第三方平台签约,办不办多点执业,以什么样的形式办,是医生个人还是以体制内医生集团的形式去签约,都很模糊。再比如给医生买医疗责任险,这个险种只面向医疗机构,医生集团是公司不是医疗机构,怎么给医生买?

  因此,虽然理解“体制内医生集团”的保守策略,但于莺还是认为他们不让自己破釜沉舟,“是轰轰烈烈干了一些必将死亡的好事”。

  不过,现实中,在孙宏涛的医生联盟之后,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各种体制内医生集团已经概念频出:心血管医生集团、华东首家医生创业平台“杏香园”、国内首家以神经外科医师为主题的医生集团“惠宇医疗集团”等。

  总部设在上海的医生集团,已经计划在今年进入北京,“否则市场要被搞乱了”,张强说。虽然一直坚持医生必须彻底从公立医院辞职才能加入,但张强的北京扩张也决定暂时做些“妥协”——“会吸收体制内的医生,但前提是医生和原单位理清契约关系”。

  在张强看来,体制内医生集团是双刃剑,弄得好会真正转化成医生集团,弄不好会扰乱医疗市场,这其中的关键就是契约精神的确立,要和原来的单位在法律上界定利益,不能损害他的利益,和签约机构也要有承诺,遵守他们的规章制度,更重要的是和病人也有契约,要给病人带来安全有效的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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