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复兴与中国道路【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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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3-28 08:19:3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许章润:没有“仁爱”二字 哪有核心价值?

许章润(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在我有限的个人生命体验中,包括读古今之书,尤其是梁漱溟先生、唐君毅先生等晚近新儒家的著述,深感中国文明从来是一种世界性文明,具有普世性,充盈着天下格局的情怀和气度。也许,中国文明的可贵就在于秉持这一普世性品格,徜徉于世界性,不唯我独尊,更非矫矫于天下只有我一家为正统。所谓华夷之辩,不仅在分别,更在于二者的通融和转化,了无种族和文化的隔绝。相较而言,但凡一神论主导下的文明,包括伊斯兰教文明、基督教文明,尤其是基督旧教,唯我独尊,绝对排他。只美自家,不容他美,则宗教纠纷不止,而战争连连。近代中西交通之初,面对西人宗教之盛,有人感慨,中国因为没有基督教、没有信仰,导致中国文化的世俗主义,乃至于耽溺于斯,不求长进。发展到后来,有“猪的生活”和“酱缸文化”等说法,偏至而愤激,自戕而悲怆,内里其实极具反省、批判精神和自救意识。其实,宗教作为人文之一端,打自降临人间,就利弊毕现。一神论主宰下,宗教战争血流成河,将人性撕裂的同时,让世界不得安生。所以中国文明多数时候秉具普世性和世界性,从不独大排他,故为雄健博大、内敛沉静之自信也。

谈到近代中国的“文化分歧”,则从鸦片战争以来,尤其是从1894年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又尤其是以道统为己任的知识分子,是的,常常多有分歧。盖因我们所面临的是“中国向何处去”这一天大的问题,于天塌地陷中铺天盖地、经天纬地,能不辗转反侧,而拍桌子打板凳!由此而豪迈激越,由此而孤愤悲号,例属正常。今晚我看到秋风悲情很重。可能,一己心智沉浸于历史记忆,而一己心性萦念于文化复兴,则以天下为己任,环视大千,冷暖自知,能不悲从中来?可问题在于,秋风,“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都成老二了,还那么悲情干什么?如果说当年“打倒孔老二”、“砸烂孔家店”,此情可悯,则今日儒教儒义早已“平反昭雪”,无需再有“花果飘零”的悲情了吧!若说悲情是为儒学尚未成为国教或者独享至尊而发,则悖乎时代矣!在下也曾多文化悲情,好在我的悲情阶段和“1840情结”已经过去了。中国成为世界老二,将来还有可能成为老大,该有悲情的是他们,我们何必再有悲情。在座的青年朋友,不知有无同感?

许章润

此间呈现的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也是一个值得并需要永恒讨论的问题,就是人性从来都是普遍的,但是人性的展现却总是特殊的、具体的、纷纭万方。夫子说,“吾未见有好德如好色者也”。是呀,好色是人的本性,所谓食色性也。至于如何展现,则多所不同。我们知道,在莫里哀的剧本《伪君子》中,达尔杜弗,一个伪君子,好色。好色正常,但是偏以正人君子的形象出现,而于收获自己所打造的正人君子的道德优越感之际占便宜,这便“伪君子”了。使唤丫头款款而来,这位仁兄斜眼偷窥,却把手帕扔过去,“把你的乳房遮起来,我不便看见。因为这种东西,看了灵魂就会受伤,能够引起不洁的念头。”一柳雪脯,晃耀眼前,好景致,遮起来干什么?与此相反,还有一种好色之徒,如香港无厘头电影里唐伯虎诸辈之“江南四大才子”,见到美女就“哇!哦!”也是一种表达,直率而肆虐。秋风,你平时怎么表达?我猜想你跟他们几位都不一样。由此可见,虽然好色是人性中的一端,但其展现则千差万别。所以论及文明的异同和见解之歧异,当年吴冠中先生喟言,我们从不同的侧面爬山,所经路径不同,所见景色不同。冷暖阴阳有别,则在一己感受,世界千差万别。但是,迄至从山阴或者山阳分别登峰,则一览天下,才知道我们分享的是同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大千纷纭,却是一个世界,实际上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的途经不同,换言之,经验生活的世界不一样的。在此,我想借此来喻说,中国文明与其他文明,有如山阴道上的赶路人,其实是在分享并分享着同一个世界。人事如麻,人世坎坷,而世界澄明。事到如今,各位,尤其是各位青年朋友,要有这点自信,没有必要再陷入“秋风式的悲情”。

说到“三代之治”,以及清末以还国人往访欧美,时有惊呼三代之治早于欧美实现一说,不禁让我想起1980年代的一则往事。话说一位老将军,老红军,爱女和乘龙快婿远适大洋彼岸,不爱江山爱汉堡。老人愤懑,斥为“狗男女”,“变修了”,“数典忘祖”,云云。逮至爱女生子,接两老居美,照看孙子,两年下来,结果老将军乐不思蜀,居然不想回我中华了。盖在他老眼不花观察,一生奋斗,所求共产主义,而彼邦已然实现这一梦想,“我还回去干吗?”也许,他背叛了自己的信仰,或者,更加欣喜于自己的信仰在彼邦尘世落定。各位朋友,我们知道,无论欧美,还是这个星球上的任何其他地方,从来都不是共产主义的人间天堂,亦非什么“三代之治”。但是,国人为何油然而生如此之慨呢?就在于中国文明所描述的“三代之治”,实际上是枢纽文明时段,中国文明对于人性和人世的至善至美之境,时人的道德想象力和政治想象力所能憧憬的最佳人间世态所作的乌托邦描述。其为悬鹄,具有永恒价值和超越性。时在枢纽时段,凡此憧憬、向往和描摹,至极至大,亘古恒新,充实而有光辉,实为我们这些个此在有限的人类的梦。也许,一种永远无法实现的梦。——这真是人类精神的巅峰体验啊!值此历史条件和文明背景下,如果看到地球某一端、某一处“繁荣发达”,仿佛达臻此境,则大惊小怪,大呼小叫,美誉为“三代之治”,就不奇怪了。实际上,过日子,过好日子,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大家向同一个方向努力。只不过,你先一步到达,我后一步到达,如此而已。后进仰慕先进,身处历史与未来之间,前后怅惘,遂有此番心路历程。不妨设想,倘若非洲某一文明也有“三代之治”一说,那么,今晚正好有位它的子民,一个非洲朋友,走进人大国学馆,面对华厦,四维环视,也许同样心潮沛然:“哇,三代之治呀!”

值此情形下,回到今晚讨论的主题“道统”,则其启示我们的不仅在于理述其历史和思想脉络,更在于发出“中国文明的根基何在”这一大哉问。我们,这一方水土,十三万万人民,五千年文明教化养育,其之生生不息的文化精神究竟是什么?其之文化生命之根何在?刚才说到,中国此刻正处于这一波两百年大转型的收束阶段和文化集成时刻,恰需梳理其“文化精神”和“生命之根”。不管其经纬何在,但历经数千年方始凝结的文化精神,一种本根的特质,断然不可或缺。由此让我想到前不久官方公布的“核心价值”,以“富强,民主,文明”打头。但是,细读之下,从头至尾,居然没找到一个“爱”字,这让我很失望,很惊讶。一个没有爱的民族,这个民族很可怕;一个无爱之文明,必定低俗粗粝而孟浪莽撞。爱者,仁爱之爱,仁义之仁。自爱与爱人,爱家人,爱山川草木,爱人间。仁义礼智信,大经大法,才是我们文明的本,也是今天这样一个“新战国”时代、全球化时代,能够建设永久和平与大同世界的人性基础。虽说连爱也是一个理想,普世之爱更只是一个憧憬,但是,没有这个爱字,人间是没法活的。“富强、民主和文明”固然是可欲的,可是无爱,没有仁爱,则此“核心价值”担当不起核心二字也。

朋友,抽掉“仁爱”二字,哪有核心价值?!

许章润:中华文明怎么会没有超越精神?

首先,我想说的是,至少自洋务运动开始,这一个半世纪里,中国一直处在大转型的湍流之中。而且,八面来风,使得这一时段蔚为一个“古今中西”的错综交集时代。凡此时代,超逾一个半世纪,是为战国-秦汉之变以后,两千年来华夏所遭遇到的最为重大的挫折,也是最为重大的转型。在此时段,中国处在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中国的历史观与基督教一元进步历史观等不同观念的交集、复调与搏斗之中。由此构成了“时间的丛集”和“时代的交集”,其之紊乱与条缕,不仅表明转型之巨,而且说明这个时代尚未走出混沌之域,有待于继续努力。

“时代的交集”,常常表现为一种“时代的错位”,逼得紧,闹得凶,便让人哭笑不得。比如袁世凯称帝,有研究认为其实是一出在前现代条件下所上演的后现代的政治浪漫剧。“文化大革命”,看起来和1968年的巴黎街头学生与知识分子造反颇为相似,但也有人说它其实是古代书生反皇帝,此梦积压久矣,而一朝迸发的不得不然之老戏新唱。不管究竟是什么,我想说的是,其为“时代的错位”皆然。故而,在这种情况下,秋风教授说要回到我们自家的道,一种文化的本根,不管这个“道”是什么,“孔孟之道”也好,还是如钱穆先生所讲的“笼统的中国的文化传统”也罢,有一条不可忽视:自古以来的中国人究竟如何过日子?如何解决群己关系、灵肉纠结?如何面对生死义理与天道自然?如何回应祸福担当和义利之辨?天人关系、生死义理、祸福担当和进退出处,凡此种种,贯通生死义理,重理天人之道,关乎能不能活下去、过下去,例皆不可回避,而逼着必须有个回答,必须做个了断。所以秋风教授讲回到中国人传统的道,恐怕不是华夷之辨意义上的,而应该是一种开放的、人间的、与时俱进之“道”。

第二,我想谈谈中华文明的视野和心胸。又到甲午。说到甲午,我们心情沉重,因为1894年的中日黄海一战,使得中国文明危机愈见深重,也暴露得更加充分,是真正神州陆沉的岁月。各位,从1860年中国第一次陷都,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第二次陷都,到1937年12月日寇攻陷南京第三次陷都,7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三度陷都,其面对强敌之贫弱可知。但是,吊诡的是,既有先前的自强维新和民国新政铺垫,经过八年殊死抗战,中国摇身一变成为所谓的“世界五强”,表明这个文明内里充盈着自我更新的力道和后劲。所以,在我观察,1945年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大高峰,因为就在这一年,中国扭转了1840年以还100年里尽皆受压挨打的局面,跃身一变迎来“世界五强”的光辉日子。今天混到“老二”,是为又一高峰。

中华文明与周边其他文化,自古以来,一直表现为地域和文化上的“互为边疆”现象。当年拉铁摩尔研究中国北纬38度到42度之间,游牧民族与汉民族两千多年的拉锯时曾经讲到,长城一线互为边疆,其实也是相互馈予和启发的历史。其实,中国与东亚地区的其他国家,包括今天的印度支那、缅甸、印度,以及与近代以来的西方国家,一直是“互为边疆”。此种意象,不仅是地理上的,也是文化上的。互为边疆,意味着互为样本,它拓展了中华文明的视野和心胸,刺激了中华文明自强自新的志向与力道,增大了中华文明的内涵与外延,而终有此“博大精深”的浩瀚。

所以中华文明走到今天这一步,死里逃生,如果说有“道”,则其之“道”不仅体现为仁义礼智信,以及民本王道政治思想遗产等等,而且,也体现为一种博采众长、壮阔、包容的心胸,一种在“互为边疆”格局中磨砺以成的不屈不挠精神。所以,就此也不妨说,中国是一个学习型的民族,中华文明是一个开放的文明。这一条,恐怕也是中国精神的重要方面。这是我讲的第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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